梁启超游历欧洲之后思想发生怎样巨大变化？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梁启超游历美洲后为什么会转变思想~

因为在美洲游历期间的所见所想，深刻的改变了他的思想观念，开了眼界，所以自然就转变思想了。

　　主要成就：参与“公车上书” ，宣传变法的主张，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领导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 ，倡导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理论。
　　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梁张越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
　　
　　张越
　　【摘要题】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
　　
　　【英文摘要】LiangQichao'shistoricalthoughtshadtakenplacechangeduringhislaterperiod.Thearticalprobedintothereasonofthechange.
　　
　　【关键词】梁启超/史学/史学思想/LiangQichao/history/historicalthoughts
　　
　　【正文】大约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开始，梁启超将精力逐渐转向史学，直到1929年因病去世，在史学上做出了丰厚的建树。梁启超史学开中国史坛之新风气。他既是“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也是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擘”、“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1]。如果从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他1918年末至1920年3月间游历欧洲为界，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前期和后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意在对这种变化的原因做一初步探讨。
　　
　　一、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前后变化19世纪末，随着严复翻译介绍的《天演论》的出版，进化论学说传入中国，梁启超成为进化论的最积极地接受者和宣传者之一。他对《天演论》“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2]（文集之一，P106），深信“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2]（文集之六，P115）。
　　
　　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中国史坛。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做了界定：“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文集之九P7-10）。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而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2]（文集之九，P11）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因此，梁启超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看得极为重要。他在《新史学》的开篇即明确指明：“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文集之一六，P1）史学的功能如此，那么，“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他就此激烈抨击旧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文集之六，P7）视史学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见梁启超前期的史学贯彻着爱国思想，并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梁启超等人的将学术服务于政治的主要意图、梁氏本人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等方面找出原因。但是，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其理论依据则是进化论。正是具备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想，使他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
　　
　　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回国后，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否定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造成了他一生中前期和后期的史学思想的变化。
　　
　　1922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书中一开始就对史学做出了新的界定：“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具体说：一是活动之体相；二是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三是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四是现代社会活动的借鉴。对比一下他当年在《新史学》中将史学定义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的观点，变化是十分明显的。
　　
　　1922年，梁启超发表的一篇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标明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应该是他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这篇文章并不长，提出的问题却很有针对性：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第三，历史现象是否是进化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历史进化论中的公理公例、因果律都产生了疑问。他讲到：“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狠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2]（文集之四十，P5）“着实恼乱了头脑”的梁启超对当初提出的“新史学”主张也做了诸多修正。如在《新史学》中将史学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将史学定义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不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认为自然科学在于求“共相”，历史学在于求“不共相”，二者正好相反。其实，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条件地将他们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但梁启超将它们绝对化了，反而走向真理的反面。
　　
　　二、梁启超史学思想变化的原因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后人的很多议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表示理解者亦有之。我以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主观上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系；同时，就客观而言，他的史学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进化史观所表现出的怀疑和困惑，既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也是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梁启超的直接影响所致。
　　
　　从梁启超本人来看，在他游历欧洲之前，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均在政治领域，他的所思所想多为政治而发，他的著作言论也多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他所言：“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统系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吾更事又浅，且去国久，而与实际之社会隔阂，更不能参稽引申，以供凡百社会事业之资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2]（文集之三十三P51-52）由此观之，梁启超无论是宣传进化史观，还是撰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史学论著，都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是政治激情大于学术分析。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主张，一方面表现为开创性和批判性的特色，其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另一方面，在系统性和建设性方面，则实有不足。
　　
　　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情形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开始集中于学术，而对于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2]（文集之三十三，P53-54）。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活动历史数次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此后直至去世，梁启超的主要时光是在著述和讲学中度过的。从政治转向学术，从政治家转向学者，既导致了梁启超对政治与学术、对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也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
　　
　　在各种学问中，梁启超最重视的是史学，即如林志均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一定在史学方面。”[3](P3)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他曾有志在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进行探索和著述，以期健全其“新史学”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
　　
　　同时，当他在游欧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的社会现状、实际接触到了当时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各种思想观点之后，随之产生的困惑是导致梁启超后期思想变化的客观原因。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进化史观的传入，曾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全面地了解了西方的新学理。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的思想观点，而无暇经过相当时间的对比、消化和借鉴，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梁启超素以善于接受新思想和勇于否定自我著称，他在欧洲了解了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认识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考虑到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人的“直觉”的特征，遂产生了对进化史观寻求“公理公例”、因果关系等基本特点的怀疑甚至否定的主张。这反映了在接受西方学理时，面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缺乏深刻的把握、准确的理解、全面的认识所表现出的惶惑和动摇，可以看做是在探索中西学术结合之路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第二，还应当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是救亡图存，是爱国主义。梁启超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只要学习西方，就可以富国强兵。但到了欧洲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正处于萧条的时期，思想领域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梁启超目睹并且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原本心目中先进的、要学习的目标，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使得他产生了悲观、迷惘。梁启超所信奉的进化史观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也说明进化史观的局限性，说明进化史观在当时已经在许多方面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他不惜推翻自己曾经大力宣传的进化史观，坦率承认进化史观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和解释历史。
　　
　　梁启超思想观点的变化，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史坛在接受西方史学并开始致力于中西史学结合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现象。梁启超的变化，就他个人而言，固然与他接受西方学理比较博杂，且又没有形成成型的理论有关，但是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由此可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之；其次，通过前面的认识，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反思，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做法是不妥的，应当用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1]这的确为十分中肯的评价。如果说，梁启超前期充当了批判旧史学的勇士的话，那么梁启超后期在建立新史学、开创现代史学新局面方面是成就卓著的建设者。他以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作为一位探索者，积极地吸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三、梁启超的变与不变善变是梁启超学术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为此而常为人们所垢病，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能说这正是他的一个长处。就像他曾自我剖析的那样：“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2]（专集之三十四，P66）梁启超因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而变，因自身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但是还应当看到，在一些大的方面，他却坚持一贯到底，始终不变。
　　
　　最为明显的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前期的论著，梁启超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民的重要工具。后期的论著，他仍然以阐发民族文化的优良遗产和讴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己任。譬如，他在《新史学》中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文集之九，P7）他撰写了《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等著述，意在警醒国人，避免重蹈覆辙；他还撰写了《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等人物传记，以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后期，梁启超史学中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只是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科学地分析和论证。1920年作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真界定了“民族”、“种族”、“国民”的概念和关系，十分严谨地叙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2]（专集之四十二，P31-32）文中还批驳了在当时流传一时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西来说”和“南来说”的错误言论。张荫麟认为梁启超后期“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4]梁启超后期的大量学术论著，无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总体阐述，还是对史学理论的系统构建，弘扬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建立新型的中国史学，是其主要目的。他赞成史学求真，但始终未忘求真的目的在于致用，始终把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他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涵。
　　
　　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把西方学理与中国史学加以结合，也是梁启超史学的不变特征。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将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此后，又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新史学”的主张。梁启超对于晚清以来西学输入存在着“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深感不满，批评“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2]（专集之三十四，P72）。在欧洲游历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西方史学，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也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点陈述“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主观的观念之革新”，并声言“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2]（专集之七十三，P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意在补前者之不足，“注重理论的说明”和“专史的研究”，[2]（专集之九十九，P1）探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形式到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当时依据西方史学专论史学方法的人有许多家，他们多有留洋经历，外文水平也高于梁氏，但大都远不及梁著的影响大。究其原因，除梁氏在学术界的名气无人能比之外，更重要的，正如有人所论，“梁氏文中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丝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至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5]。
　　
　　梁启超后期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绝对地否定了以前的自我，而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因遇到了无法解释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所表现出的彷徨和困惑。即使如此，其变与不变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的史学思想在前期和后期所表现出的变化之中蕴涵有不变的因素，他的许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这些不变因素的制约。这也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成果享誉甚大，影响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毕竟由于他在对历史观的把握上摇摆不定，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了他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有体系的、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也说明，在史学研究中，持有正确和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3]梁启超.文史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N].时事新报·学灯，1923—11—10.[4]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N].大公报，1929—2—11.[5]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1993，(6).
　　河北学刊 2001年6期
　　自：梁启超地方文献库

要西学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