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的故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和康有为共同领导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少有异才。他4岁开始认字，6岁读完了“五经”，9岁时能写出洋洋千言的好文章，11岁考中秀才，16岁中举人，享有“神童”之誉。
10岁时，他跟着父亲去新会县城应“童子试。”父子俩暂住老相识李秀才家。其时李家庭院杏花盛开，煞是好看，小启超起个大早去摘花，被父亲看见。父亲喊他进屋里，他急忙把一束杏花藏在衣袖之中。父亲想教训他，便出了个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这时，启超正坐在一块大镜子前面。他灵机一动，答道：“堂前明镜，大人明察秋毫。”和父亲坐在一起的李秀才，正打算出门。仆人来报说车子已经准备好了。李秀才对启超说：“孩子，我还有一联：推车出小巷。”梁启超用手摸摸脑袋，立刻对道：“策马入长安。”李秀才当即把他揽入怀里，口里不停地说：“果真神童!果真神童!”三联阅读3lian.com/zl/转载请保留
后来，少年梁启超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曾路过武昌，特意去拜访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投的名帖署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拜。”
张之洞见后大为生气，心想：你小小少年，又是布衣平民，怎敢狂妄地同官位很高、年纪又大的一品总督称兄道弟?一定得戏辱他一顿，便出一上联让门子送到门外。梁启超一看，写的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梁启超看罢，微笑着写出下联：“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张之洞看了，惊叹不已。知启超不是凡人，立即整装迎出大门。
梁启超博学多才，写了不少有关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法学、宗教方面的文章，后辑为《饮冰室合集》。他的学术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青少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4，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5，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6，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扩展资料：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2，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4，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5，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http://www.liangqichao.com/news/11-3.htm

　　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
　　正当李端棻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智，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举子。因此，当李端棻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但由于李端棻是先提出，虽然自己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老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但最后也只得无奈地答应了。
　　后来，李端棻便借与考生面谈的机会，直接就向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梁启超在主考官面前，一时之间，他无法拒绝、而且他也无意拒绝这门婚事，便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并马上写信告诉父母。梁启超的父亲知道这件事之后，觉得很不妥当，因为自己家世代耕读，而李家则世代为官，难以高攀，门不当户不对的，因而就婉言谢绝。李端棻坦然地写信给梁启超的父亲，他说：“我也知道启超出自寒门，但他前途无量，不久即可青云直上。我家物色的是人才，而不是从贫富来考虑，而且我也知道我的堂妹深明大义，我才敢于为她主持这门婚事，你们就不不必推却”。
　　就这样，这门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后来李小姐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段佳话。

　　○ 梁启超拜师 （刘永忠）

　　梁启超考中举人以后，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还是继续努力学习，在广州的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学海堂中，有一个同学名叫陈千秋，是南海县西樵乡人，与梁启超非常要好，而且他还是学堂里的高材生。一天，他从外面回来，非常兴奋地对梁启超说：“梁兄，我听说南海康有为先生上书皇帝请求变法，没有得到皇帝的同意，现在他刚巧从京师回来，我正想前往拜见他，他的学问是我与你所想象不到的。如果我们现在能找到一位好老师，那就太好了。”
　　陈千秋见到梁启超还是一脸纳闷，就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写了一封五千字的《上清帝书》，向光绪皇帝提出：“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 ”�他还警告皇帝，如果还是因循守旧，不变法图强，外国列强必然会进一步深入国土，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起义就会再次发生。本来康在这次乡试中，已经考中举人，可是顽固派大臣徐桐认为，“像康有为这样轻狂的人，如果给他考中，今后必然会将朝庭搞得乌烟瘴气的。”于是抽去他的试卷，使康有为不幸落榜了。但这次上书却轰动整个北京官场，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康有为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声望。陈千秋还说，康有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异议和奇怪的论说，都是他闻所未闻的。这个消息大大地震动了求知欲极为旺盛的梁启超，他急切地恳求陈千秋说：“陈兄，我也想见见这位康先生，你快带我去见见他吧”陈千秋爽快地应允了。
　　见到康有为后，梁启超便正式拜康有为为师。陈千秋、梁启超二人还共同请求康有为自己开学馆，于是康有为便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梁启超从此便结束了在学海堂的学习。
　　康有为中举是1893年的事 ，比梁启超中举晚四年，当1890年梁启超成为康有为的及门弟子，及1891年万木草堂创立时，康有为还是没有中举呢。可见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是举人拜秀才为师，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这也说明，康有为的确是有学问，很不寻常，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思想新颖，否则，已经中举的梁启超岂肯拜在他的门下？同时也说明，梁启超的确虚心好学，不计较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只要他有真才实学，能为己师，还是很愿意拜他为师的。

　　○ 梁启超走向舆论界 （刘永忠）

　　梁启超被称作中国近代舆论界之骄子，他的一支笔强于十万兵，他编撰的《万国公报》，就是他走向舆论界的起点，在这里我向大家说说梁启超编辑的第一份报纸的故事。
　　在1895年6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于他们当时不会，而且也根本不敢希望有人购阅，所以这份报纸只是作为一种赠阅的报刊，他们还与送京报的人商定，随《宫门抄》这份报刊一起附送给官宅，不收费，并给送报人一定的报酬。开始的时候，每期印1000份，每期纸墨费银二两，这些费用都是由康有为筹集。这份报纸编辑是由梁启超和麦孟华做的，报纸的内容除转载清政府的奏章和在华外国人办的报刊上的文章外，并报导国内外要闻，其中还刊有一篇主要由梁启超撰写的“时评”，就好像是现在的社论或短评式的论说文。官吏们在《万国公报》上所读到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内容，认识和议论逐渐为之一变，在朝廷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份报纸办了一个多月后，居然可以增印到3000份，可以说是一份中国近代业绩辉煌的一份报纸。

　　○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 （林媚笑）

　　梁启超生平信仰的是趣味主义。如果有人问他，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他便会回答：“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有一次，梁启超被邀请到南京东南大学作学术报告，当时他向学员作了一介题目为《教育家的自家田地》的讲演，进一步阐述教育这门职业的特别好处。他在讲演中，一开头就说：孔子屡次自白，说自己没有别的过人之处，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门生赞叹道：“我们这一点真的难做到啊”。梁启超剖析说，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呢？因为学是不难，而要做到不厌却是不容易；诲人不难，不倦却是很难的。厌倦是人生第一件罪恶，也是人生第一件苦痛。厌倦是一种想脱离活动的心理现象，换句话说，即不愿劳作。不愿劳作的念头一起，不仅减低了劳作的效率，还会生出无穷弊害，所以说它是罪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不论是谁，总要靠劳作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不管你如何不愿意，劳作还是免不了。既免不了，又不愿意，天天皱着眉、哭着脸去做那不愿意做的苦工，岂不是活活的把自己关在第十八层地狱！所以说厌倦是人生第一件苦痛。”，梁启超的讲演，引起学员的广泛兴趣，掌声在会堂里久久不能停息。
　　第二天，他再为这些学员作题为《学问之趣味》的讲演。他一开头又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这句关于趣味的开场白，一下子把学员引入了听讲的兴趣。
　　梁启超接着说：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只嫌每天二十四小时不能扩充到四十八小时，不够我享用。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梁启超对趣味的经典阐述，引起学生的广泛关注，这种趣味的学习方法，对我们现代人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 康、梁三上书 （香红）

　　在古代，凡是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的，有乘公家车辆赴京的惯例，所以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称为“公车”。
　　康有为在创立万木草堂和中举之前，都曾经以平民百姓的身份，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救国，以防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这在清朝是破天荒的事，全国的人民都钦佩他的敢说敢言的行为，所以康有为的名声大振，尤其是广东的读书人都是很拥护他的。等到甲午战败，连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也认为康有为有先见之明，对他十分看重。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
　　1894年是甲午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称为甲午战争。中国在战争中失败。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停战条约，称《马关条约》，在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引起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反对。
　　在《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时候，康有为倡议发动各省的举人联名上书皇帝，拒绝签订《马关条约》。经过梁启超几个昼夜的奔走呼号，湖南的举人首先响应，福建、江西、贵州、四川的举人跟着响应，河北、山东、河南的举人也随后响应。结果，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的举人，都被鼓动起来。康有为大受鼓舞，立即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即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慷慨激昂地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三项建议，在文章中签名的举人就有1300余人。后来举人们在松筠庵集会，讨论和通过上书的内容，到会的举人有数百人。在京城有数百读书人集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呵呵，可以说这是中国后来学生运动的先导吧。
　　主和派见到这种情况，马上感到情况不妙，就派人到各省会馆，向举人们进行恐吓，要他们撤销签名，一些胆小怕事的举人，在威逼之下，便照着办了，但到最后仍有603人不愿屈服，还继续保留签名。
　　由于当时朝廷规定：上皇帝的书是不能直达，必须先经都察院，才能转达给皇上的，等到四月初十日上书送至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提前于初八日在烟台换文。都察院的官员就推说签约已成，无法挽回，拒绝代收这份“公车上书”。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便把维新思想转向民间宣传，为提高广大民众对时局的认识，他们两人就在上海撰写了《公车上书记》这本小册子。由于当时康有为四处奔波，与各方接洽，没有时间执笔，他只提供意见，实际撰写的工作则由梁启超负责。梁启超花了几天几夜的努力，便把这本小书写好了。
　　康有为根据《公车上书记》的内容，又进行第三次上书。这次上书，当然还是由都察院代转，但是最终还是可以顺利到达了光绪帝的手中。光绪和恭亲王奕斤看了之后，十分欣赏，还下令誊抄四份，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交军机处转发各省，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展阅。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生生还亲自去拜访过康有为。到此，上书运动总算取得了好结果。

　　○ 梁启超妙对张之洞 （香红）

　　话说梁启超去武汉讲学，礼节性地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
　　当时，张之洞还真有点看不起梁启超，总想难为他，便傲慢地出了个上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个上联出的是十分巧妙，江河湖海四水中江是排第一，春夏秋冬中夏是列第二，江夏是指武汉，谁是第一第二，分明是说我才是老大嘛。
　　但梁启超不愧为一代大儒，略一思索，口占一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真乃绝对，十分工整，不卑不亢。三教是指儒佛道，三才是说天地人，我不在你前也不在你后，与你平起平坐嘛。张之洞一看，厉害，算是我服了你，从此就改变了对梁启超的看法，还奉梁启超为上宾。

　　○ 熊子塔的故事 （香红）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一日，明神宗在睡梦中见到在一处江河环绕的群山中升起袅袅紫烟，一只美丽的凤凰在紫烟中引吭高歌，翩翩起舞，如此梦境重复了三天，他觉得好奇怪，便召来圆梦师为他解梦。
　　圆梦师掐指算了半晌，说：“皇上，此乃不祥之兆啊，紫烟代表皇气，凤凰象征权力与尊贵，凤凰在紫烟中腾飞，预兆要诞生新的皇权，不久将会出现新的真龙天子或女皇帝。”明神宗大惊失色，忙问有何解救办法，圆梦师说，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梦境中的地方，然后施法镇压这道新生皇气，便可保江山稳定。明神宗连忙召来画师，将他梦境中的地方画出来，发散到各地寻找。三个月后，终于在广州府（当时新会属于广州府）找到与明神宗梦境相同的地方。在明神宗在位100年前，广州府就出了一个叫陈白沙的人，他是两千年来广东唯一入礼孔庙的思想家、哲学家，明神宗梦境中的地方恰好是陈白沙的家乡，而且梦中的山名叫凤山，新会这个地方地灵人杰，诞生一个皇权不是意外的事。
　　明神宗便按照圆梦师的方法，在凤山上建了一座宝塔，镇压着将要腾飞的凤凰；宝塔建成文笔状，使新会这个地方只能出文人，忠心为朝庭效力。
　　果然，400多年后，在凤山下就诞生了梁启超，他学贯中西，誉为“百科全书”式天才学人，他留下的著述达1400多万字，是自古以来作家流传下来的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个，而且梁启超的儿孙都是文人，梁思成、梁思成、梁思礼先后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诞生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康有为剪辫子的故事

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仍留着他那大清帝国的大辫子，所以出出进进招来不少看热闹的人。梁启超和许多华侨都劝他把辫子剪了，他死活不同意，后来他自己也感到太被日本人取笑了，只好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天，好像举行什么盛大典礼一般，他朝北京方向摆了香案，还宣读了一篇奏文。奏明圣上自己着满服在日本的种种苦衷，乞求圣上恩准削发。接着又读了一篇给祖宗和生身父母的祭文，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每念完一篇就行一次三跪九叩礼，行礼完毕才坐下来。请来的日本理发师站在一旁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已经问了好几次是不是要理发。等理发师刚拿起剪子，忽然十几串鞭炮齐鸣，理发师大吃一惊，把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

敢于“师敌长技”
1899年冬，梁启超漫步东京上野。适逢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亲友迎送，“满街红白之标帜相接。”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

梁启超感慨系之：“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当时日本的报刊上，为配合军事行动，曾广泛开展了有奖征集歌词的活动，这当然是为其对外扩张作宣传的。所以，对这一代晚清志士而言，接触日本军歌必定是痛苦的阅读经验，而可贵处，在于他们的“师敌长技”的坚忍不拔。梁启超的学生蔡锷不仅全篇抄录了由王韬翻译的德国的《祖国歌》，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军歌》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11月问世的《新小说》创刊号上。

1905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班定远平西域》六幕，其中第五幕《军谈》，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龙舟歌》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从军乐》。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从军乐》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军歌》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兵车行》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万木草堂忆旧》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妇孺韵语》）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在晚清“借途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一本被视为日文速成教材的小书——《和文汉读法》曾流行一时。直到1934年周作人写作以此书名为题的随笔时，还对这本出版于三十多年前的语言读物念念不忘，称“其影响极大，一方面鼓励人学日文，一方面也要使人误会，把日本语看得太容易”，并且说，“这两种情形到现在还留存着”（《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周氏乃过来人，其言亦真实可信。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9号（1902年6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64册（1900年11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1900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1917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1899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1901年12月，此文在《清议报》第99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1903年，因《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6期（1903年5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其实，剿袭的行为在当时并不罕见，如邹容的《革命军》中，便有许多文字出自谭嗣同、梁启超、《国民报》等处（见隗瀛涛、李民《邹容传论》）。在新思想、新知识竞相输入的晚清，知识界往往以风气之先为荣，一有新说，人争传述，并没有今日“知识私有”、“版权所有”的观念。这也是一个以普及为主的时代的特征之一吧。在梁启超，读德富苏峰文章，未尝没有一种“先得我心”的感觉，以致把德富氏的思想当作了自己的思想。

童年的梁启超聪明过人，才思敏捷，祖父梁延十分喜欢他。梁启超五岁时开始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首榜第一名秀才，被乡人称为“神童”。当地群众流传不少“神童”梁启超的故事。

“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

一天，梁启超爬上竹梯玩耍。祖父怕他有危险，望着梁启超急叫：“快下来，快下来！会跌死你的……”梁启超看见祖父急成那样子，竟又往上再攀一级，还冲口念出两句：“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不由开心大笑，感到乖孙非比寻常。

“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梁启超十岁那年，跟父亲入城，夜里住在秀才李兆镜家。李家正厅对面有个杏花园，梁启超第二天早晨起来便走到杏花园玩耍，但见朵朵带露杏花争妍斗艳，十分可爱，便摘了几朵。突然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原来是父亲与李秀才来了。梁启超急忙将杏花藏于袖里，但仍被父亲看见了。父亲不好意思在朋友面前责怪儿子，便以对对联的形式来处罚他。父亲吟上联：“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仰头凝思，瞥见对面厅檐挂着的“挡煞”大镜，即念出下联：“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李兆镜拍掌叫绝，于是道：“让老夫也来考一考贤侄，‘推车出小陌’，怎样？”梁启超立刻对上：“策马入长安。”“好，好！”李兆镜连声赞好。在欢悦的气氛中，父亲饶了梁启超的过错。

“饮茶龙上水，写字狗耙田”

一天，梁启超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当时正在厅里与父亲谈着什么。梁启超从外面玩得满头大汗走进来，从茶几上提起茶壶斟了一大碗凉开水正想喝，却被客人叫住了。“启超，你过来。”客人说，“我知道你认识很多字，我来考考你。”客人见茶几上铺着一张大纸，提笔便狂草了一个“龙”字：“你读给我听。 ”梁启超看了一眼，摇摇头。客人哈哈大笑。梁启超没理他，一口气喝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碗凉开水。客人看了又哈哈大笑，道：“饮茶龙上水。”梁启超用右衫袖抹一下嘴角，说：“写字狗耙田。”梁启超的讥讽让父亲尴尬，正要惩罚他，客人说：“令公子对答公整，才思敏捷，实在令人惊异。”

“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

梁启超的故乡新会茶坑村有座小山，叫坭子山，山上有座塔，叫坭子塔，又叫凌云塔。梁启超的老家就在坭子塔山下，童年的梁启超时常和小朋友爬上凌云塔望风景。一天，梁启超写了一首诗给祖父看。诗是这样的：“朝登凌云塔，引领望四极，暮登凌云塔，天地渐昏黑。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为何多变幻？此理无人识。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搔首独徘徊，此时终难得。”这就是梁启超11岁时写的《登塔》诗。

梁氏轶事
率真与诚恳
梁 梁启超生平简介
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 梁启超
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公车上书”的导演康有为因之窜红。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地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巢穴，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就说说他们的不合吧!虽然，他们是师徒，但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们的思想发生的严重的变化。梁启超有立宪派转向了革命派。康有为发表了一遍保皇立宪的文章，梁启超立马反驳。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非常大。但是，在私人感情上梁启超是非常爱他的老师的。

我想要求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时还有人会一直陪伴着你呢！在这个城市太、是因为一切顺利：是什么、是因为一切顺利！是因为：你在身边了就是一辈子？不知道？是：是我喜欢一个不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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