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实行什么制度?这种制度有什么特点 明朝会审制度的内容及其特点是什么？

明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有哪些~

明朝会审制度为：
1、三司会审
三司会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审判制度。“三司”是中国古代三个主要的中央司法机关，源于战国时期的太尉、司空、司徒三法官，后世也称三法司。
明代时定制，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机关组成三法司，会审重大案件；遇有特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各部尚书、通政使进行“圆审”；皇帝亲自交办的案件，由三法司会同锦衣卫审理。
2、会官审录
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央各行政机构官吏审理大案重囚的制度，定制于洪武三十年，由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给事中、通政司、詹事府，有时包括驸马都尉在内，共同审理大狱，死罪和冤案奏闻皇帝，其余案件依律判决。会官审录制是清代秋审制度的前身。

3、九卿圆审
九卿圆审，又称九卿会审或圆审，是明朝重要的复审制度，凡是地方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罪犯经过二审后仍不服判决者。
由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御史）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和通政使组成会审机构共同审理，判决结果奏请皇帝审核批准。
4、热审
热审是中国古代于夏天为疏通监狱而实行的对罪犯予以减免或保释的制度。
这种审判（也是会审）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 1404 年。具体时间是每年的小满季节之后的十天开始，到农历六月底为止。
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京城监狱的在押囚犯由京城的有关司法部门审理，徒罪和流罪可以减等发落，笞刑和杖刑则当场执行，然后释放。地方的在押囚犯由地方司法官会同审理、发落，地方的又分为省城、各府、州、县，各级负责自己管辖范围的囚犯审理工作。
5、朝审
朝审是明清时对于死刑案件的会审制度。始于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在霜降后对于京师判决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由三法司及中央重要官员进行会审。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朝审制度并且发展出了秋审制（专指对外省死刑案件的复核）。
朝审的结果一般分为情真、可矜、可疑、有词（明朝）或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清朝）等类，情真/情实类需奏请皇帝裁决才可执行死刑，并且每年都会有不予勾决的犯人。其他犯人一般都改为流放或充军。
6、大审
大审是明朝的会审制度之一，是皇帝定期派出使者，代表皇帝重新审理在押囚犯的制度。
这种制度来自于汉唐时期皇帝的“录囚”制度，一是表示对可能存在的冤案的重视，二来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司法审判系统进行监督，维护皇帝的最高司法权。
到了明朝宪宗时期，在1481年，大审正式成为固定的制度。从此以后，每隔五年，由司礼监太监代表皇帝到大理寺，然后召集三法司即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原为御史台，明朝改名）的官员，
一同审理在押囚犯中屡次喊冤的，或者死罪囚犯中可疑、可矜（即可以怜悯的案情）的，审理完毕，有的可能被减等处罚，有的死罪囚犯因为是家中独生儿子，为了供养父母，以可矜的名义免除死罪发落。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司会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会官审录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九卿圆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热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朝审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大审

内阁制度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己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3.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4.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5. 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玫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明朝内阁制度 内阁制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废除了丞相，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大明永乐帝虽有洪武帝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
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大明正统朝末年的反复，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大明正德朝浪漫好战，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主撑内阁未成大乱，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而内阁首辅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大明永乐帝实际上是明朝最后一个成功的专制皇帝，在永乐朝以后，专制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萧洒都无所谓（如隆庆帝和英国女王）；而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如大明崇祯十七年换52任内阁），那就是再勤政也是要误国！ 大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把权力全部抓在自己手中，因此专制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公元1402年，大明成祖永乐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制，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大明宣宗朝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按大明祖制，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北京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大明朝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帝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内阁首相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朝初期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明朝内阁制度 内阁制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为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以胡惟庸案为借口废除了丞相，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咨询机构，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大明永乐帝虽有洪武帝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
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大明正统朝末年的反复，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大明正德朝浪漫好战，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主撑内阁未成大乱，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而内阁首辅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大明永乐帝实际上是明朝最后一个成功的专制皇帝，在永乐朝以后，专制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中晚明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萧洒都无所谓（如隆庆帝和英国女王）；而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如大明崇祯十七年换52任内阁），那就是再勤政也是要误国！ 大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把权力全部抓在自己手中，因此专制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公元1402年，大明成祖永乐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制，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后来，大明宣宗朝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按大明祖制，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北京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大明朝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帝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内阁首相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朝初期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内阁制度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己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2. 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

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3. 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4. 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

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5. 内阁中矛盾激烈，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玫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特务制度。不受政府司法部门管辖，直接由皇帝控制，掌管缉捕、刑狱之事，监视、侦查管民的不法行为。

朱元璋最初建立明王朝的时候，沿袭的是六部制，废除了丞相，新建立的是三司制度（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布政使司），和以锦衣卫为代表的特务制度。在朱元璋时期，总的来说皇权至高无上的。但是随着朝代的发展以及后来的皇帝对于政务的力不从心，渐渐地形成了内阁制度，以及东厂西厂这样的特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