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扩大和发掘水平的提高 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谈谈中国考古学的特点？

概述19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及现状~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 ，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 、《城子崖》（梁思永等） 、《良渚》（施更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着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 。尹达在延安期间 ，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着《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 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第一期，解放前，由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主导，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主要工作是李济主持，探索上古时代，比如殷墟的商文化来龙去脉。待梁思永归国后，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因为李济是偏向人类学的，对于田野并不是很在行），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直到抗战爆发，在长沙聚会后考古开始衰落，转向西南后方，进行了一系列民俗、民族学调查研究，比如吴金鼎等人。
第二阶段，解放后到文革时。类型学开始在考古发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以苏秉琦为主的北大，夏鼐等转入考古所，在随后的学术发展方向上没有苏等人影响大。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利用丰富的地下材料和广阔的地域关系来构建史前考古文化序列。
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后至今了。八十年代慢慢引入西方考古学理论，产生了不断的争论与反思。类型学虽然还占据并且将长期占据研究的主流，但其他研究方法也受到重视。像一些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起来，多学科研究越来越重要。

具体你可以参照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和沈颂君的中国考古学史。还有阎文儒的。栾丰实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实践也可以。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