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典故是什么？ 商鞅的徙木为信典故是什么？

商鞅变法的典故~

古代衡量标准当然与现在不一样，再就是百家讲坛有些人讲的错误百出，最好不要迷信什么教授说的！
黄金从来不是中华几千年来的主要流通货币，铜（明代以前以铜为主）和银（明代中后期才是以银为主）的流通量足够了。
商鞅的“十金”和后来直到三国，“金”都是特指流通用金属——铜，一般是赤铜。当时的十斤也比现在轻很多，一斤十六两约等于现在的256.3克
十斤金，也就是2.5公斤左右的铜（含铜量不够高的赤铜），现在的价值不算高，但当时应该是一笔较大的横财，不算暴富之财。秦当时的主要货币秦半两（1枚可能3.9克左右），十斤金约641个货币单位秦半两。
换句话说，现代商鞅悬赏约6百或1千元人民币，叫人搬运一件不值这个运费的货物，以证明自己的变法的公平、公开、公正！
【变法主要内容】
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1）废井田、开阡陌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3）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1）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
制定二十级爵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
2）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3）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4）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5）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徙木为信
令①既具②，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③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④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⑤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⑥下令，令行于民。
译文：
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注释：
①令：颁布法令
②具：完备。
③乃：旋即，不久 。
④徙:将物体搬

离原地。
⑤辄（zhé）：就。
⑥卒：终于。

商鞅出生在卫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按当时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叫卫鞅。由于是贵族后代，他就是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他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西河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们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楚军曾挥师北上，饮马黄河。

商鞅长大以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魏国在魏惠王即位后，从争霸中原的实际需要出发，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为魏相。商鞅入魏后，就投在公叔座的门下。

公叔座相当赏识来自卫国的这位后生。公叔座病重的时候，魏惠王曾来探病，问：“万一你的病无法救治时，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座回答：“我门下有一个叫卫鞅的，年轻却有才能，可协助你治理国事。愿王能放心地听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说：“如果你不任用卫鞅为相，那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以绝后患！”

魏惠王回去后，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商鞅。

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他赶到秦国，求见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国统治者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感到厌烦，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手下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对商鞅有所重视。于是，商鞅又一次与孝公晤谈，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竟凑到商鞅面前，如此一连数日也不厌倦。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