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座8000米处女峰在哪里？ 中国第1支国家登山队是什么时候组成的

如何攀登希夏邦马峰？~

希夏邦马峰，是全世界14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还没有被人类涉足过。所以，它也被称为是“黑色的处女峰”，受到了世界各国登山运动员们的瞩目。


“希夏邦马”来自藏语，它的意思是“高山缺氧，气候多变”。它位于西藏自治区的聂拉木县境内，距离珠穆朗玛峰只有120公里。它的海拔是8012米，在全世界的高峰中，排名第14位。在它周围，有4条长度超过10公里的现代冰川。


希夏邦马峰也是一个气候的天然屏障，在它的南坡和北坡，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自然景观。在它的南坡，温暖湿润，水量充足，森林茂密，在700米的高坡上，生长着美丽的杜鹃花。在希夏邦马峰上，还有野驴、嵩羊、太阳鸟、小熊猫、长臂叶猴等珍稀动物。


1964年，中国登山队的勇士们，第一次闯进希夏邦马峰，向世人撩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攀登过希夏邦马峰，所以，找不到任何登山的资料，一切都要靠队员们摸索，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登顶探险。尽管如此，队员们并没有退缩。


1964年3月中旬，登山队驻扎到了希夏邦马峰的山脚下。队员们一来，希夏邦马峰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队员们立足未稳，就发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群野狼。


队员们与野狼整整僵持了一夜，才打败了狼群。因为没有登山的资料，找不到登山的路线，所以，队员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摸索着前进。


经过几天之后，他们终于到了海拔7700米的地方。队员们情绪高昂，蓄势待发，准备最后向山顶冲刺。但是路途艰险，出发不久，一名队员就不小心滑进了冰裂缝中，幸亏发现及时，才安然脱险。


当时，因为还是凌晨，气温为零下几十度，寒冷异常。高空的强风，挟着碎雪，“呼呼”地扑面而来。但是，队员们毫不畏惧。在天色渐亮时，他们到达了7800米的高度。这时，又有险情出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冰坡。一名队员脚底一滑，便摔滚下去。幸亏他头脑冷静，经验丰富，迅速向同伴传递了遇险信号，被救了起来。


一路上惊险不断，困难丛生。队员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与自己的体力极限作着痛苦的决战。最后，当他们终于翻过了又一道冰坡时，听见队长一声大叫：“顶峰”。众人顿觉精神一爽，奋力朝前疾行，但走近一看，却只是一个隆起的雪堆。


队员们继续接着朝上爬去。风越来越大，通往顶峰的路看起来那么漫长。但是，大家别无选择。又走过了一段雪脊，距离天空越来越近。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0时20分，中国人征服了世界上这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黑色处女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了希夏邦马峰的上空。

1956年。
1956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第一届登山训练班，培养出中国早期的第一批登山运动员，组成中国第一支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并于当年4月25日，队长史占春等32人成功登顶秦岭主峰太白山。1958年6月，中国登山协会正式成立。

扩展资料：
中国登山队的历史：
1957年，由29名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中国登山队正式攀登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6月13日，6名队员成功登顶。这是中国第一次独立组队和首次独立登顶海拔7500米以上的高峰。
1958年4月—5月，全总登山队组织了攀登海拔5205米的铁镜山活动，登山队由运动员和科学勘探员组成，这是中国现代登山运动和地质勘探直接结合的第一次尝试。
1959年7月，中国男女混合慕士塔格登山队创造了全队33人集体安全登上海拔7500米以上高峰人数的世界纪录，其中8名女队员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女子登高纪录。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成功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开创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历史。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10名队员成功登顶希夏邦马峰，这是我国登山健儿首次登顶希峰，也是人类首次登上希峰之巅，展现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发展水平和实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登山队

艰苦训练

1964年春天，已经从北坡首登珠穆朗玛峰的中国登山家们，率先组队来到希夏邦玛峰下，决心一举征服这座对全世界人们来说都十分陌生的山峰。

中国登山家们在攀登希夏邦马峰之前，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中国登山家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征服这座最后的处女峰，而且还要为世界登山运动创造一个安全的范例。

希夏邦马峰是一座多冰雪覆盖的巨峰，几乎有3/4的路线是冰雪地区，而且，有一半左右是陡坡。针对这个情况，中国登山界在积雪的天山，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运动员组织了十分系统的训练。

这是一种极其艰苦的训练，要练保护技术，首先要设置一些险情：正在冰坡上行进的队员，突然向下滑坠了；正在裂缝跨越的队员，突然向无底的深渊陷落……除了险情制造者以外，这些情况对所有的保护者都是不可预测的。一天练习下来，有的人摔得鼻青脸肿，有的人双手被登山绳勒得血痕累累。

希夏邦马峰的另一个特点是攀登路线长，总共达36千米，比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路线长得多。加上大风与严寒，如果没有足够的体力是无法适应的。为了更好地结合专项并争取时间，中国登山队又于1963年9月开赴山城重庆，开始了为期4个月的强化素质训练。重点是提高队员的肩、背，腰负重力量，增强下肢酌耐力和上肢的拉力与握力。在实际的登山中，运动员们负重量是15～24千克，而在训练中，他们则经常背着31千克重的石头，连续进行六七天、每天6小时负重行军。为了适应高山缺氧的环境，训练项目中又增加了水下憋气和潜泳。手指力量的练习，也从随时捏小皮球、做引体向上，发展到用指头钩住建筑物的砖缝把身体及背包重量悬在上面，比赛谁坚持的时间长。

开拓前进

如果想从资料和地图上寻找攀登希夏邦马峰之路，那是白费功夫，因为当时人类对于希夏邦马峰还一无所知。在四顾茫茫的冰檐雪脊间，在巍峨的竣石峭壁前，哪里是通向峰顶的安全道路呢?在中国登山队的大队人马进入希夏邦马峰以前，寻找攀登路线的艰苦搏斗就已开始。那是在青藏高原的寒冬，中国第一支登山侦察队的第一侦察组由登山家刘连满率领来到了希夏邦马峰。他们访问了山区许多牧民与猎手，足迹踏遍巨峰的东南西北，对山势走向和地形特点进行了初步的观察。

紧接着，第二侦察组登上希峰对面的一座海拔6000米的秃山头，从这里向西嘹望，在它的山谷里发现了一条15千米长的冰川，这很可能是一条天然的攀登路线。然后又沿这条冰川上行，到达了海拔5800米的冰塔区。他们又沿着希夏邦马峰西北面的冰雪台地向上攀登，穿过宽阔的裂缝，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上到了海拔6500米的冰雪台地。这一回，他们从巨型望远镜里，发现了一条可能通向顶峰的路线。

在此之后，以登山家阎栋梁为首的第三侦察组为最后确定攀登路线又作了侦察。这次他们却碰上了十分恶劣的气候，寒风大作，从清晨一直刮到深夜。阵阵雪粒，好似利刃在刺割。道路凶险莫测，时而坚冰，时而松雪，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穿过冰雪走廊，攀上陡滑的冰坡，最后登上了海拔7160米的高度。这里距离顶峰只有800多米了。

这样，一条连贯希夏邦马北坡的可能攀登的路线出现在大本营里的规划图纸上。

路线大致确定以后，接下来的是运输和建营任务。

根据事前的计划，登山家石竞首先率领一支运输分队向上进发。他们的任务是以两次行军，完成海拔6900米以下各营地的建设及物资运输任务，为以后的总进攻作好准备。

石竞等登山家首先在海拔5300米的地方设立了一号营地。第二天，他们继续上攀拐过一道山弯，到达了野博康加勒冰川的侧碛(冰川两旁由碎石和泥构成的物质)。在这以后，道路一下子变得艰险万分。左面是几十丈深的山谷，奇异的冰峰雪塔峭然耸立，宛如一片冰雪森林，如果稍有差错就会滑入这个“森林”而粉身碎骨；右面是一片倾斜度很大的岩石坡，冰川运动遗留下来的巨块岩石，犬牙交错，使登山家们不得不迂回前进。

第一步的登山任务顺利完成，但是，这对于征服希夏邦马峰的全部行动来说，仅仅是个开始。

在大本营里，登山队队长、著名登山家许竞坐在一幅巨大的天气图面前，把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又陷入了沉思。

现在已经是4月14日，按照计划，一支高山物资运输队正在海拔5800米的第二号营地待命。一旦出现好天气，他们就立即攀向海拔7000米以上地区，在海拔7500米和7700米的地方分别建立第五号高山营地和最后的“突击营地”，为最后的胜利创造条件。目前，天气图上所有的符号和标记都清楚地表明，适宜登高的好天气将在两天后出现。

多次登山的经验告诉许竞，在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段行动，必须巧妙地利用好天气。因此，根据气象预测，那支运输队必须立即出发，先登上海拔6900米的第四号高山营地待命。不巧的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运输队的无线电报联络出现了故障。

不能再等了，为了整个登山战役的顺利进行，必须派人火速把命令传达到二号营地的运输队里。

13时3分，藏族队员洛桑庆与巴桑加布领命出发，开始向二号营地攀登。行程弯弯曲曲，路面坎坷，他俩的头开始胀痛，两腿又酸又麻。但是，为丁及时把命令送到，他们争分夺秒，仅用了4个小时便完成了传令任务。

在二号营地面前的岩石坡上，登山队副政委王凤桐立即开会传达行军命令，并且做了周密的安排。18时15分，这支40人的运输队向冰雪世界进发。天下着大雪，暮色正在逼近，能见度愈来愈低，不久，队员们连自己的脚印也看不清了。队伍上攀到海拔6000米的陡坡时，风渐渐地停息下来，雪却下得更大了。没有月光，没有星光，浓重的夜色下，只有登山队员们手电筒射出的点点微光，前进方位、坡度和地形特点都隐没在手电光无法射到的无边黑暗之中。40名勇士挽紧结组绳，一个挨一个，一步跟一步，硬是凭着冰镐和双脚的触觉，谨慎地前进。

突然，一道光亮从人们的脚下闪过。接着，冰镐的钢尖又吐出刺眼的火苗。手一举，手指竟然现出色彩，口一张，连呼吸也带着恐怖的白光。离奇的光亮在夜空中忽闪着，变幻莫测，让人头晕目眩。这是高山上常有的一种静电现象，尽管危险，但惧怕是没有一点用处的。

4月15日北京时间0点，这支运输队到达了雪坡的顶部。从地形上判断，这里是海拔63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由于黑暗与大雪的干扰，队员们无法找到三号营地的帐篷。这时候，旋风开始袭来，气温降到了零下20℃。王凤桐认为，如果在这里露营，很可能会发生伤亡。于是，他果断地决定，连夜返同二号营地，天亮后再重新出征。

4月20日，经过艰苦奋战的队员们终于背着重负越过了狭窄的冰雪走廊，登上了海拔7000米以上的东北山脊。他们赶上了一个少有的晴天，然而这里的道路却比任何地段都更艰难。就在他们的右侧，是那危耸的山脊，左侧是通向山麓的几十丈高的雪坡，中间则是一条坡度为40°的“龟背”。突兀的岩石上，覆盖着点点白雪，滚动的石块与松雪，使他们每跨一步都有失足的危险。

在接近海拔7400米的地方，一块巨大的危岩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优秀登山家阎栋梁试图登上岩石的顶端，固定一根尼龙绳以便于大队通过。他双手插进岩缝，用脚踏住岩边一点一点地上移。然而，他一连登了4次都摔了下来，跌得他四肢酸软浑身疼痛。阎栋梁望望身后的同伴，咬紧牙关第五次攀上去。这一次顽固的危岩终于被他踩在了脚下。他们成功地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

奋战了12个小时以后，40名队员全部到达海拔7500米的地方，建立了第五号高山营地。

4月21日，30名队员从刚建立的第五号高山营地出发，继续负重前进。他们的前边，巨大的冰崩区在闪闪发亮，连绵不断的尖锥形冰柱成了不可攀越的“刀山”。坡度大到50°以上，艰难的道路使队员们不得不分成两组，轮流在前面进行刨出冰台阶这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登山家刘大义率领他的小组表现出了超人的毅力与能力。他们在许多极端困难的地段，凭着扎实的基本功，打通了道路。5个小时之后，30名队员全部到达海拔7700米的赭色石塔附近。又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奋斗，一座进攻希夏邦马峰的最后“桥头堡”——突击营地终于建立起来了。

一战成功

1964年4月25日拂晓，曚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的天际，中国登山大本营的人们，在淡青色的晨雾中用松柏和树枝搭起了高大的“出征门”。

上午10时，由6名汉族登山家与7名藏族登山家组成的突击队来到大本营帐篷外的高山草场上。他们由队长许竞、副队长张俊岩和副政委王富洲带领，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悬崖峭壁挡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狂风大雪只能使我们更加奋勇向前。为了党的荣誉，为了祖国，我们誓把五星红旗插上峰巅！”

迎接突击队的依然是漫天的风雪和刺骨的寒风。队员们在三天的时间里不停地跋涉，越过野博康加勒冰川，突破希夏邦马峰下陡滑的“冰塔防线”，到达了海拔6300米的第三号高山营地。然后，他们在被冰雪掩埋的帐篷里，度过了一个恐怖的风雪之夜。

5月1日，突击队员终于到达了海拔7700米的“突击营地”。这一次，他们碰上了好运气，从大本营传来的消息说：明天，5月2日上午，是一等的好天气，可以突击顶峰。

队长许竞立即召集支委扩大会。会议决定，5月2日，全体突击队员4时起床，6时开始向顶峰发起总攻。

出发的时间快到了，队员们走出帐篷。寒风迎面扑来，他们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时，天色明亮了一些，路线也清晰起来。大家绑好冰爪，背上背包，结好组绳。在零下30℃的严寒里，静静地等待着队长的出发命令。

6时争，许竞发出命令：“现在，让我们冒着严寒，向海拔8012米的顶峰前进！”

突击队员们结成了3个绳组，由优秀登山家邬宗岳在最前面充当开路先锋。天色又昏暗起来，道路时明时暗，大家不得不时时打开手电筒照路。在陡峭的硬雪坡上，冰雪世界异常地寂静。大家互相扶持着，缓慢地前行。

队员们到达海拔7800米的高度时，东方开始出现了鱼肚白。天气更冷了，大家尽管穿着高质量的羽绒服，仍然不住地打颤。晨雾中，脚下露出发亮的冰层，冰爪发出刺耳的咔喀声。渐渐的，一个巨大的冰坡拦阻在他们的面前。冰坡的上方，是一条山脊的边缘，下方则是几十丈深的峡谷，冰坡的倾斜度在50°以上。突击队必须从这个冰坡上横切过去。

由于通过的人多，临时刨成的冰台阶渐渐地缺损。副政委王富洲在上到一半时，突然脚底打滑发生了滚坠。

“保护！”经验丰富的王富洲没有因突发事件而惊慌失措，而是十分冷静地发出信号，同时立即开始自救。王富洲在身体飞速滚落约20米时，突然感到系住身子的登山索猛地一震，他被拉住了。王富洲休息了一会儿，又开始向上攀行。

行军的队伍走得越来越缓慢，随着高度的增加，每跨一步都变得更加艰难了。强烈的阳光和冰雪交相辉映，登山家们虽然都戴着高山墨镜，却仍然感到金光耀眼。他们满头大汗，呼哧呼哧地喘着大气，似乎全身的力气都已经用尽了。队员们越过了一个巨大的冰瀑区，又开始攀登一个坚硬光滑的冰坡。严重的缺氧已经成为队员们的头号敌人。他们虚弱的身体在恶劣的地形条件下正经受着空前的考验。在他们终于爬完冰坡进入有齐腰深积雪的雪脊时，几乎完全动弹不了了。

“顶峰！顶峰！”

从山脊上传来了队长许竞惊喜的喊叫声，这声音对于后面的队员来说，无异于一支兴奋剂。大家忽然感觉浑身来了劲，脚步也加快了。这个在几十里之外就吸引着他们视线的“尖顶”消失了，现在，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只不过是一个微微隆起的小雪包。

太阳升起来了，高空风速加大到每秒25米以上，吹得人们喘不过气，走不稳路。然而，队员们互相鼓励着，前进着。他们绕过一个蘑菇状的雪檐，走过一段积雪的山脊，脚下的面积越来越小，眼前的世界却越来越宽广。10位登山家鱼贯而上，到达了一座平坦而微隆的三角形冰雪坡的顶部。这里，便是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顶。

队长许竟背着猛烈的高空强风取出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10名队员于1964年5月2日上午北京时间10点20分胜利登上希夏邦马顶峰。”登山家们欣喜若狂，他们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让这面代表伟大中国的旗帜在寒风中飘舞……

中国人，中国人，夺取了最后一个8000米！这消息和10名胜利者的名字——许竞、张俊岩、王富洲、邬宗岳、陈三、云登多吉、米马扎西、成天亮、索南多吉一起，跨越千山万水，传遍了全世界。

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胜利，以其周密的组织调查和高度的团队合作，为世界登山运动树立了一个安全的典范，也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打上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句号。

不仅如此，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还拍摄了一部完整的记录片《探索希夏邦马峰的奥秘》，生动直观地把喜马拉雅8000米高峰的景况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

通过实地测量，测绘工作者确切地计算出希夏邦马峰的高度为海拔8012米，而不是过去国际通用的8013米。这一米之差是中国科学家历尽千辛万难取得的，是中国测绘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

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胜利和大量科学考察成果的取得，使得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占据了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第一次精确测定珠穆朗玛高度

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各国登山运动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登山队把珠穆朗玛峰当作最大的目标，珠穆朗玛山麓不但未曾冷落，反而更加热闹了。

在老一代登山家功成名就之后，年轻一代探险者也跃跃欲试，他们要证明自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为了再向世界最高峰进军，中国登山队经过了一年的准备，包括侦查路线，队员的选拔与训练，以及一系列食品与装备的制作。

这次，中国登山队所走的，依旧是东北山脊路线。1975年2月底，中国珠穆朗玛登山队酌队员带着各种装备、食品分批离开北京，来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北坡脚下。

经过侦查发现，珠穆朗玛峰的情况与15年前相比，已大有改变——原来的绒布寺，这时成了一片废墟。从前这里经常有野马、野羊出没，现在几乎绝迹。最使人惊讶的是，天险北坳也换了景象，它比以前更加险峻。大自然用冰雪把北坳改造成一道晶莹的冰雪陡坡，在海拔6800米附近，堆积着不久前崩落下来的巨大冰块；6900米一带，则耸立着一道直达北坳顶部的冰墙，以及纵横交错的冰裂缝。

针对这些新情况，中国登山队总部决定，先派出由十几个教练员和年轻队员组成的侦察修路队，作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前往北坳侦察与修路。

3月21日中午，侦察修路队在北坳脚下6600米高度的茫茫冰雪中扎营。次日，队员们出发，在零下20℃的严寒中，一步步地在冰坡上凿出台阶。等到这项工程进行到一大半时，大家发觉这里不适合大队行军，于是果断放弃已基本开好的道路，另找突破口。

由于在高山缺氧的状况下连续高强度作业，队员们的体力消耗极大。几个小时后，当他们终于把一条“之”字形的道路修到6800米高处时，一位名叫巴桑次仁的藏族队员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冰裂缝。然而，机警沉着的巴桑次仁没有惊慌，他十分冷静地用背和双脚紧紧地抵住裂缝的两壁，并且牢牢地拉住绳子，使得同伴们有时间赶来营救，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

侦察修路队架起金属梯，插上路标，又在零下30多℃的寒风大雪中攀越近乎直立的冰墙。他们终于登上了北坳。

4月下旬，登山队决定利用4月底出现的好天气，进行第四次行军，并突击顶峰。这一回，中国登山队派出了两支突击队，分别于24日与26日从大本营出发。

28日，当第一突击队在攀登到北坳7400米风口时，突然遇到了漫天大雪与十级以上的大风。为了避免伤亡，大本营命令两支突击队立即停止突击，下撤到6500米的营地待命。

三天以后，天气好转，两支突击队又开始向上挺进了。5月4日和5日，33名男队员和7名女队员先后到达了海拔8200米营地。行军中，42岁的中国登山队的副政委、著名登山家邬宗岳的体力已明显不支。这位曾在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荣立战功的登山英雄，这次作为突击队的领队，他还比别人多背一部电影摄影机、一架照相机和一支信号枪。为了制定行动计划，他在海拔6000米营地里一夜未眠，在七八级的大风中，经常是爬行而上，加上严重的高山反应，使他精疲力尽。但是，他坚持着，并且还随时端着摄影机，拍摄队员们攀登的镜头。

到达8200米营地后，邬宗岳顾不上休息，一边点燃煤气炉，为队员们熬汤，一边鼓励女队员们要坚持到底，争取创造世界女子登山记录。5月5日，邬宗岳的心跳达每分钟200多次，然而他仍然坚持走在队伍的前头。为了拍摄女队员们的攀登镜头，邬宗岳离开结绳组，走到全队后边去摄影。就在这时，他突然滚坠，落入了万丈深谷。

几个小时后，同伴们在海拔8500米的地方发现了背包、冰镐、氧气瓶和摄影机，背包旁的悬崖处还有物体向下滑坠的痕迹……

邬宗岳从此不见踪影。他牺牲了。

队员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8600米的营地度过了一个沉寂的夜晚。

5月6日，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地区刮起十级以上大风。突击队员们无法行动，只能呆在营地里。高山旋风愈刮愈烈，队员们在突击营地整整生活了13天，体力消耗极大，氧气与食品也快用完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本营发出了撤回到山下的命令。第一次突击就这样失败了。

中国登山家们并没有因为失败而丧失信心，他们准备在5月下旬雨季到来之前再次冲击顶峰。为了争取时间，总部决定把8200米的高山营地和8600米的突击营地分别提高到8300米和8680米。

5月17日和18日，撤回大本营还不到一星期的15名男队员和3名女队员再次出发，向顶峰冲击。

正在这时，传来了日本女子登山队副队长田部井淳子首次经南坡创造女子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消息。这消息对于正处在北坡的中国登山家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挑战。

5月25日，突击队分别到达8680米的突击营地和8300米的高山营地。由于体力的原因，有两名女队员和一名男队员在行军途中下撤了。大本营决定，将9名运动员分为两个组，轮流突击顶峰。由索南罗布带领第一组，突击队中唯一的女性潘多率领第二组，于27日登顶。

26日，十级大风使得两个突击组的行动再次受阻。下午3时，大本营召开会议决定，两个组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当晚完成任务，27日登顶。

大本营在下达命令时，还特地在报话机中对潘多讲话：“虽然只有你一个女同志，但你代表着新中国的亿万妇女，一定要努力登上去！”潘多欣然领命，她表示，决不辜负祖国的期望，一定要为新中国的妇女争光。

两个突击组准时于下午3时半出发。队员们顶着十级大风奋勇前进，经过5个半小时的艰苦搏斗，他们完成了侦察、修路和强行军的任务。21时正，两个组在8680米突击营地会师。

次日早晨8时，9名登山家从突击营地出发，开始了最后的战斗。

北京时间14时30分，索南罗布、潘多、罗则、桑珠、大平措、次亿多吉、贡嘎巴桑、侯福生、阿布钦9名登山家终于登上了那一米见宽、十几米长的珠穆朗玛顶峰。

在极度的喜悦之后，9位中国登山家们感到极度的疲劳，但是，他们仍然坚强地站立起来，打冰锥，拉绳索，将一座高达3米的金属觇标牢牢地树立了起来，然后，又珍重地展开鲜艳的五星红旗，拍了电影、照片。他们还打取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测量冰雪的深度，最后，女登山家潘多静静地躺在顶峰的冰雪上，用无线电遥测仪向20多千米以外的大本营发射心电信号。他们在这被称为“死亡地带”的地球第三极上整整呆了90分钟，完成了大量宝贵的科学实验和重要的历史考证。

1975年中国人再登珠穆朗玛峰的成功，在人类登山史上写了两项新的世界记录，即女子第一次从北坡登顶成功的记录和在世界最高峰上停留时间最长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中国登山勇士们与测绘人员密切配合，第一次精确地测定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8米。

这座金属觇标是中国人依旧站在世界登山运动前列的历史见证，它的意义与价值远远超出了测绘高程的作用，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它一直发挥着深远的国际影响。

1975年9月，英国登山家赫斯顿和斯科特两人从西南壁登上珠峰后说：“我俩克服极度的疲劳向顶峰走去，抬头一看，春天由中国人竖立在世界最高峰上的三角架就在前头，我们忍受着一切痛苦，终于走到了它的身旁。三角架是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见证。”

著名意大利登山家莱·梅斯纳说过：“这是世界最高峰顶峰的标记，是1975年中国人进行了测量后，设置在这里的标记，是各国登山家们登上地球之巅的见证人，它也是我最忠实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