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的介绍 宋慈的故事 简介

宋慈简介是什么？~

宋慈，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唐相宋璟后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办案著重实地检验。公元一二四七年著有《洗冤集录》五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广传国内外，对于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宋慈的伟大在于提出了要在命案审理中重视证据，在尸体上寻求真相。注重案情的逻辑性和合理性，不为了追求效率，而真正避免冤假错案，这种责任感与奉献精神值得人钦佩。

　　宋慈京试得中进士，与同科好友孟良臣相约酒肆。孟良臣已请命受任梅城知县，宋慈对好友单枪匹马奔赴险途甚为担忧，意欲回家完婚后陪好友同赴边城。完婚之日，父亲迟迟未归，全家人翘首盼望。就在新人拜堂之际，一辆马车骤然而至，马车载回的是宋父的遗体——宋巩一生从事刑狱审戡，从无出错，却因一次误判人命而以死谢罪。老推官留下遗书，不许宋门后人涉足刑狱！谁知不久传来孟良臣赴任途中不幸遇难的噩耗。在母亲的开导之下，宋慈毅然奔赴边城，查明了两任知县惨遭谋杀的真相。从而声名鹊起，被朝廷破格擢升为大理寺正六品主事。时隔不久，宋慈突然请命离京外任，遂被任命外省提点刑狱。
　　受任提点刑狱官后，宋慈凭着他那一手“检验”“推理”的绝妙手段，接连侦破了“太平县冤案”、“李府连环案”、“毛竹坞无名案”、“城南井尸案”、“遗扇嫁祸案”、“梁雨生命案”、“李玉姑失踪案”等一桩又一桩的疑难命案，“神断宋提刑”的名声大振。 时任吏部尚书的宋慈岳父薛庭松在朝廷竭力游说，要把宋慈调回京城高就，不料宋慈却执意留在外省，问其何故，他避而不答。嘉州发生了二十万两库银失盗大案，薛庭松在朝中力荐女婿担纲破案。宋慈不负众望，案子破了，可翁婿嫌隙却更加大了。由于破库银失盗案有功，宋皇下旨调宋慈进京任京畿提点刑狱。进京后的宋慈和岳父仍然很少往来。岳父的六十寿筵上，人称京城第一剌头的史文俊突然发难，搅了宾朋的兴致。第二天，就传来史文俊因私通敌国而被打入天牢的消息。宋慈金殿受命，担纲复审史文俊案，谁知竟查到了自己的岳父头上。薛庭松为保全自己，进而又陷害女婿，使宋慈陷入囹圄。宋皇惜才，仍命宋慈为史文俊案副主审。宋慈狱中带枷审案，终于查明真相。翁婿二人在狱中摊牌，十六年前宋慈突然离京的原因，正是薛庭松今天自陷法网的源头。薛庭松被革职遗返，途中服毒自杀。此案对宋慈是沉重的一击，但他的法治理想尚未破灭，他深信只要皇帝圣明公正，就能匡正官场陋风。随后，京郊发现一具疑尸，随着疑尸案的侦查，一个个炙手可热却卷入案中的朝中重臣浮出水面。最令宋慈心惊不已的是本案真正的对手，原是与他两度交锋的刁光斗。此人先后任过知府、知县之职，因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而两次被宋慈弹劾，却两次都咸鱼翻身，起死回生。现在他虽然摘去乌纱，远离仕途，却凭财势控制了整个官场。刁光斗设下圈套，将宋慈引入歧途，导使其误判。宋慈向宋皇请求容他戴罪立功。宋慈呕心沥血将连环命案一一解开。眼看大功告成，不料风云突变：懦弱的宋皇面对整整八大箱的审戡记录、验尸格目以及供状证词，道出了一番做皇帝的无奈和苦衷，并当场将宋慈花两年零六个月搜集的八大箱证据证物付之一炬。一场惊心动魄的连环谋杀案，就被生怕引起朝臣大乱的宋皇一把火烧了个消声灭迹。宋慈欲呼无声，欲哭无泪。在父亲的坟头，宋慈点起一把火，烧的正是他穷毕生经验和心血写成的那本《洗冤集录》——幸亏，一生相随宋慈的英姑早已暗中偷偷抄录了一本，才使这本奇书得以流传至今。

给你多一点的资料
根据史料，宋慈是南宋时福建人，生于1186年，卒于1249年。进士出身，曾经出任过主簿、县令、通判等职务。1239年，宋慈升任提点刑狱。这时，宋慈已经50多岁。
不过，宋慈居官清廉刚正确有据可查。在出任广东提点刑狱一职后，宋慈调查了解到官吏多不奉法，积案甚多。宋慈立下规约，限期清除积案，8个月时间清出200多件案件。尔后，宋慈移任江西提点刑狱。淳佑年间出身湖南刑狱。

宋慈死后，皇帝理宗为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宋慈御书墓门。《洗冤集录》成书于1247年，是宋慈晚年的著作。

宋慈影响世界法医学

宋慈撰写的《洗冤集录》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是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由于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其内容难免有错误。但整体而言，瑕不掩瑜，是一部符合科学精神的杰出作品。清同治六年，荷兰人首先将这本书翻译成荷兰文，传入西方。后又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影响世界各国法医学的发展极为深远。宋慈因此被西方人称作“法医学之父”。

宋代法医学名师宋慈在一件件扑朔迷离的案件中，施展各种技法，将案件大白于天下的故事。宋慈，被后世称为“宋提刑”，他撰写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法医检验专著。

大宋提刑官宋慈师从朱熹考亭学派，是嘉定十年（1217年）的中举进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工作中他一点也没有非礼勿视的儒家礼法，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宋慈制定了一整套验尸条文，例如规定检官要亲临现场，及时检验，分析死因，不得因尸体腐烂而避而远之。朱程理学熏陶下的儒家弟子，却不蹈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现了令人诧异的辩证思维。

《洗冤集录》中记录了一些刑事案例和检验手段，虽然有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当时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检验手段，令人拍案叫绝。在书中记载了一个晒镰刀的故事，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把镰刀。当时正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低头认罪。《洗冤集录》还记录了蒸骨验伤的方法，把一具尸骨洗净，用细麻绳串好，按次序摆放到竹席之上。挖出一个长5尺、宽3尺、深2尺的地窖，里面堆放柴炭，将地窖四壁烧红，除去炭火，泼入好酒二升、酸醋五升，乘着地窖里升起的热气，把尸骨抬放到地窖中，盖上草垫，大约一个时辰以后，取出尸骨，放在明亮处，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进行尸骨的检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微荫，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则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踪有损折乃死后痕”，死者生前的死因就在红油伞下展现，现代科学证明了红油伞吸收了阳光的部分射线，使当时的检官看到了他想看的事实。

《洗冤集录》汇集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如《内恕录》、《折狱龟鉴》、《棠阴比事》、《检验法》等（有的已经失传），集成为一套系统的法医学理论，为了防止检验经验不足导致的冤假错案，书中详细阐述了尸体检验的方法和指南，规定了验尸的格式和手段。全书分为5卷，7万字，主要包括检官的工作规范、尸伤的症状和检验、应急抢救措施等等，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众多领域，与现代法医学的范畴大致相同。“凡检验，不可信凭行人。须令将酒醋洗净，仔细检视。如烧死，口内有灰；溺死，腹胀、内有水；以衣物或湿纸搭口鼻上死，即腹干胀；若被人勒死，项下绳索交过，手指甲或抓损；若自缢，即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绳在喉下，舌出；喉上，舌不出”，这种专业常识，直到今天依然是有关人员必须牢记在心的东西。书上记载的某些应急抢救方法，比如一个人吃下断肠草之类的毒药，可以给他灌下粪汁解毒，一个人呼吸停止，可以就地给他作人工呼吸等等，至今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救人一命的作用。宋慈在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刑侦手段，利用昆虫推测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显示了相当的破案水平。

精炼平实的《洗冤集录》，化腐朽为神奇，演化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古代刑侦手段。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一个男人是失足落水还是死后抛尸，取来他的头骨就能得到答案。将头骨弄干净，放在盆中，用热水从头顶浇灌，如果盆中有泥沙，证明落水时曾挣扎呼吸，泥沙进入五官内，又在热水的冲洗下进入盆底。如果盆中没有泥沙，往往是死后抛尸，因为被害人呼吸已停，气息已止，所以泥沙不入。在某个已经火焚的现场，要找到杀人凶手曾经作案的证据，可以将被害人伏尸的地方打扫干净，先用酽米醋浇泼，然后用酒浇泼，土质地面上很快就会显现被害人流淌过的血迹。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是他杀，在检官的抽丝剥茧中会冲破重重迷雾，而《洗冤集录》就是检官手中的武器。《洗冤集录》如同美丽的宋代青花瓷器，折射出法律文明的辉煌历史，让后人感慨不已。嫣红

1247年，当西方社会还处在中世纪茫茫长夜时，中国就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比意大利人图纳图？菲德利写出的《医生的报告》早了整整350年，相继被翻译成朝鲜、日本、英、法、德、俄等多国文字，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和实用价值，是当时和后世的法医检验指南，成为法医界必读的书籍！它的撰集者就是被人尊称为世界法医学鼻祖的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南宋福建建阳人。他出身中等官宦家庭，长期从事高级刑法官和执掌司法刑狱工作，注重调查研究，处事谨慎，对疑难案件亲自检验，一丝不苟。

宋慈历任长汀县令、江西提点刑狱、湖南提点刑狱、广州经略安抚使等官职。在任提点刑狱官的过程中，曾深入实地调查，迅速清理了一批重大的悬案、要案和冤假错案，从200多名待决的死囚中，拯救了一批无辜者，声名大震，时人称他“以民命为重”、“听讼清明，决事刚果”，“声望与辛（弃疾）、王二公相颉颃焉”。

宋慈64岁死于广州经略安抚使的任所，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

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福建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虽经战乱频仍、兵祸连接，宋慈的事迹和身世逐渐模糊，但《洗冤集录》却时时提醒人们，历史上曾经有一个兢兢业业的大宋提刑官，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重证据实的理性年代，人文大宋得到了世界的推崇。

宋慈，字惠父，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建阳(今属福建)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卒于南宋理宗淳 六年（1249年），享年六十四岁。早岁习儒，入仕后经历十余任地方官，多负刑狱之责，终于广东经略安抚使。一生经办案件数不胜数。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作者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因而此书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750多年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
当时程朱理学盛行。这是一个庞大完整而又十分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时，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不可争议的官方统治思想。其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被分别谥为“元公”、“纯公”、“正公”、“文公”，并从祀孔子庙，荣耀至极。可见此时理学影响之大。
作为朱熹的同乡和后学，宋慈受过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少年时受业于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号)高第”吴稚。入太学后，又为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赏识，遂师事之。中进士后又多年为官。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
然而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非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这就是说，心中什么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宋慈，字惠父，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建阳(今属福建)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卒于南宋理宗淳 六年（1249年），享年六十四岁。早岁习儒，入仕后经历十余任地方官，多负刑狱之责，终于广东经略安抚使。一生经办案件数不胜数。逝世前两年(公元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此书是其一生经验、思想的结晶，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它比意大利人佛图纳图·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的同类著作要早350多年。
作者把当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医药学应用于刑狱检验，并对先秦以来历代官府刑狱检验的实际经验，进行全面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理论化。因而此书一经问世就成为当时和后世刑狱官员的必备之书，几乎被“奉为金科玉律”，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封建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750多年来，此书先后被译成朝、日、法、英、荷、德、俄等多种文字。直到目前，许多国家仍在研究它。其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外医药学史、法医学史、科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其中贯穿着“不听陈言只听天”的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至今仍然熠熠闪光，值得发扬光大。
当时程朱理学盛行。这是一个庞大完整而又十分精致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在位)时，程朱理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不可争议的官方统治思想。其代表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被分别谥为“元公”、“纯公”、“正公”、“文公”，并从祀孔子庙，荣耀至极。可见此时理学影响之大。
作为朱熹的同乡和后学，宋慈受过理学的系统教育和长期熏陶。少年时受业于同邑人、“考亭(朱熹居住地，亦是其号)高第”吴稚。入太学后，又为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所赏识，遂师事之。中进士后又多年为官。按照常情，这样的人一定具有浓厚的理学唯心主义。
然而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其传世名著中非但没有空洞的理学唯心主义的说教，而且大力提倡求实求真精神。程朱理学认为，“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而人心之体又体现了理或天理，“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这就是说，心中什么理都有，无须外求。如按此行事，根本不要了解外界现实情况，只要苦思冥索就可以了。而宋慈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朱熹具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格物穷理”之说，变成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不是向内心“穷理”，而是向实际求真。
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这一表白，确是他多年为刑狱之官认真态度的写照。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宋慈著名著作《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简介：宋慈在《洗冤集录》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提出写作此书的动机与目的：“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典，直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又说：“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宋慈辑撰此书，是为了“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因此，宋慈对于狱案，反复强调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他再三教诫审案人员“不可辟臭恶”，“须是躬亲诣尸首地头”。深入现场调查，“须是多方体访，切不可凭信一二人口说”。检验时“务要从实”，同时尚需了解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要充分掌握真凭实据。在当“经制日坏”的南宋末年，宋慈的这种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洗冤集录》对于法医学有多方面的贡献，现扼要介绍部分内容于下。宋慈对于验尸的方法，曾总结了一整套比较合理的措施。《洗冤集录》对于毒理学也有许多贡献，书中记载了各种毒物中毒症状，指出服毒者“未死前须吐出恶物，或泻下黑血，谷道肿突或大肠穿出”；死后“口眼多开，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间有血出。”书中附有许多切合实用的解毒方与急救法。
《洗冤集录》还记载用滴血法作为直系亲属亲权的鉴定方法，即是将父母与子女的血液和在一起，视能否融合来鉴定有否亲属关系。或将子女的血液滴在骸骨上，如果是亲生的，则血入骨，非则否。这种方法实际效果并不确实，子女的血型虽受父母的影响，然并不都是相同的。但此法包含有血清检验法的萌芽，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思想。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洗冤集录》中也有一些迷信与错误的内容，我们如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杰作。《洗冤集录》自13世纪问世以来，成为历代刑狱官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前后沿用了六百多年。后世的著作基本上是以此书为蓝本加以订正、注释和增补，属于这类性质的书藉不下数十种之多。清康熙33年（公元1694年）国家律例馆曾组织人力修订《洗冤集录》，考证古书达数十种，定本为《律例馆校正洗冤录》，“饮颁”全国。
后来，《洗冤集录》，流传到海外，1779年，法人将此书节译于巴黎的《中国历史艺术科学杂志》。1863年，荷兰人第吉烈氏（DE GRIJS）将此书译成荷兰文于巴达维亚出版。1908年，法人又从荷兰文转译成法文，德人又转译成德文。此外，《洗冤集录》还被译成朝、日、英、俄等国文字，可见此书在世界法医史上也赢得了一定的影响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