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境遇，不一样的人生

~ 托尔斯泰在其著作《安娜·卡列尼娜》的首页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造成家庭不幸的根源有很多，比如时光的消逝冲淡了原有感情的浓烈，比如亲朋好友的百般阻拦、家庭经济的拮据、双方价值观的强烈对立，再比如，简简单单的，那个女人曾想要托付终生的男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接受过她。

男人同意与她结婚的原因，不过是简简单单的八个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处于此中命运的大部分女人，就只能守着这有名无实的婚姻，在高高的院落中，清冷的月光里，默默的，度过自己漫长而又无望的一生。

今天要说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叫朱安，一个叫张幼仪。

或许，很多人对这两个女人的名字会有点陌生，但若说起她们的丈夫，大家一定很熟悉，一个是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文学斗士”——鲁迅，一个是西学东渐背景下新式浪漫文人的代表——徐志摩。

朱安与张幼仪拥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但最终的人生结果却大不相同。                                                                                                                                                                 

                          1

          朱安：墙底下的一只蜗牛

这个世界是喧嚣而又落寞的。不论何时，历史的进程中总会出现一批“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们英武矫健，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独属于自己的一份份丰功伟绩，他们受人敬仰，万古流芳。

但同时，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也存在着一些弱小而又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他们如墙下的一只只蜗牛，用尽了力气想往上爬，但一辈子都没有成功过，他们孤单而又卑微的生活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生自灭，任自己杳无音信的消失在历史的年轮中。

朱安便是这样苦命的一个人。

她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28岁嫁给鲁迅，直到自己死去，无儿无女，甚至在她69年的生涯中，与鲁迅说过的话都屈指可数。

她曾经这样给旁人抱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鲁迅）整日都不同我说话，怎么会有儿子呢？”

据鲁迅曾经的佣人回忆，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床，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显而易见，鲁迅是不爱朱安的，他曾在给好友的信中说道：“她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个礼物，对她，我只有赡养的义务，爱情，我是不知道的。”

鲁迅不爱朱安的理由很多，比如鲁迅当时作为一个留过学的新文化青年，对包办婚姻自然是十分厌恶的，他向往的是新式自由结合的婚姻。

比如，在结婚前，还在日本读书的鲁迅写信回来说，要娶朱家姑娘，可以，但得答应两个条件，一是给朱家姑娘放足，而是让朱家姑娘进学堂读书。

而彼时的朱家作为一个旧式的官宦之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在他们心目中，女人就应该拥有一双精美的三寸金莲，如此，才能有一个幸福的婚姻，幸福的人生。而读书？女子无才便是德，读读《女儿经》便足够了。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之下，朱安自然的出落成了自己父母希望的那样一个“三从四德，贤良淑德”的女孩。

只是很可惜，这样的女孩儿却不是走在新文化运动前端的鲁迅先生所中意的。而结婚后，鲁迅发现自己的两个希望都没有实现，自然是十分的恼怒。

比如，朱安是个不太会说话的女人。鲁迅曾向自己的母亲抱怨说和朱安说不到一起去，母亲细问缘由，鲁迅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鲁迅摇头，叹气：“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比如，朱安办事似乎也没有那么妥帖周到。比如他们初次搬到砖塔胡同时候，鲁迅的学生常维钧经常来找鲁迅聊天。

那时天很热，扇着扇子还出汗。结果朱安沏了两杯热茶，后来有端上来一盘热腾腾的藕粉当点心。

常维钧甚是尴尬，鲁迅苦笑道：“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但，朱安难道就没有尝试过努力改变这种境况吗？从一些零星的资料记录里，我们看到的，朱安是尝试过改变的。

比如，结婚时，知道新郎鲁迅喜欢大脚，于是她找了一 双大鞋，里面塞上棉花，再把自己的脚塞进去，希望在下新娘轿门的时候能讨新郎欢欣。但是很不幸，因为鞋子太大，脚太小，下轿门的那一瞬间，鞋子掉了出来。这一切都被鲁迅看在眼里。

比如，朱安烧得一手好菜，为了揣摩鲁迅吃饭的口味喜好，她只能从饭菜剩余的多少来判断，剩的少的，她下次便多做些。

鲁迅生病时，她悉心照料，据曾在他们家借住的学生许羡苏回忆：“大师母（朱安）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

比如，在西三条胡同居住的时候，鲁迅的书桌是摆在朱安房里的，因为那里光线好，安静。朱安虽然不识字，但她却知道鲁迅的“写字”是神圣不可打扰的。所以，她白天几乎从不去书房，以免打扰丈夫写作。

比如，朱安看到鲁迅的众多女学生经常来家中看他时候，望着他们亲切的交谈，她却一句话都说不上。

为了多取得一些鲁迅的关注，彼时已经40多岁的她居然学着学生一起做体操，也曾听从鲁母的建议，剪去自己旧式的发髻。但结果呢，不过换来鲁迅的更多的不屑罢了。

正如鲁迅后来的爱人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这样写道：“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着实足够真切的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从最开始答应结婚，便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鲁迅不忍违背母亲的心愿，便顺从的戴上假辫子、身穿大褂完成了婚礼，似一个木偶般为人摆布。

但是他又不能悔婚，不能退婚，在包办婚姻盛行的年代，他知道，退婚对女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于是，便只能这样步步的错下去。

鲁迅是幸运的，他的婚姻虽然不幸，但是他后来遇见了自己的月亮许广平，他们育有一儿一女，过着平和而又温馨的生活。

但是朱安呢？

当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并诞下孩子时，朱安痛苦地对鲁迅的一位学生说：“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但是现在朱安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后来，鲁迅和鲁母陆续逝世后，她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的存书来换取些生活费，但她犹豫过，但最终没有卖，她说“宁自苦，不愿苟活”。

朱安逝世前一日，最大的心愿是“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但最终，她被葬在西直门外的保福寺，既没能葬在她爱了一辈子的大先生之旁，也没能葬在她侍奉了一辈子的鲁母身旁。

朱安去世后，有记者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朱夫人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寂寞的世界里，少了这样一个寂寞的人……鲁迅先生元配朱夫人病逝了，她无声无息地活了69个年头，如今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然而她却曾做了一件让人钦敬的事，鲁迅死后任凭穷困怎样地逼迫她，她也不忍卖掉鲁迅先生的遗物，当我们凭吊与瞻仰这时代圣者的遗物时，谁能不感激朱老太太保留这些遗物的苦心呢？”

                        2 

        张幼仪：秋日里的一把扇子

张幼仪的家境极为殷实，父亲是当地的名医，二哥张嘉森是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四哥张嘉璈是著名的金融家，后来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但是如此的家境并没有给她带来相应的自信，她曾在自己的传记中这样写道：“在告诉你我的故事以前，我要你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

她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不足为奇，当时，她的家里有12个孩子，八男四女，她是第二个女儿。

然而，在那样一个重男轻女的大的时代背景下，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她有八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而女儿是“外人”“白吃干饭”的。

在这样的影响下，她15岁的时候就从师范学院辍学嫁给了徐志摩。

据相关资料记载，别人眼中的张幼仪：“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

而一直推崇自由恋爱的徐志摩，不知是出于对包办婚姻的反对，还是真的就看不上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幼仪的照片，徐志摩便不屑的说了句：”乡下土包子。”

然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的命令是不允许违背的。徐志摩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结婚当天的场面热闹极了，新娘的嫁妆大部分是她的哥哥专门从欧洲定制的，徐家也宴请了诸多宾客，来的客人都纷纷祝福这对新人。

但他们不知道，这个热闹非凡的婚礼不过是两人悲剧的开端罢了。

婚后，张幼仪很快诞下一子，取名阿欢，徐志摩的父母很是高兴。

但是徐志摩却以求学为由，简单的告别家人，便踏上了出国留学的旅程。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幼仪与徐志摩是两地分居的状态。

大约两年后，迫于张幼仪哥哥和双方父母的压力，徐志摩写信知会张幼仪到英国与自己团聚。

听到这个消息，张幼仪很是开心，她以为，自己的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结果，到了英国后，她又一次大失所望。

据张幼仪回忆，在迎接家人的诸多人中，她一眼就认出了徐志摩，因为，他是那一堆人里面唯一露出不想见面的情绪的人。

不久，张幼仪再次怀孕。但是此时的徐志摩正热烈的追求着林徽因，于是便建议张幼仪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很是担心害怕，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志摩看都没看她一眼，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张幼仪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咽，但她想留下这个孩子。

毕竟，那是他们的骨肉啊。她总以为，有孩子，他们的感情就会多一份希望，多一份保障。

谁知，后来徐志摩竟然要离婚，见张幼仪不同意，便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人撇在沙士顿。

产期临近，张幼仪无奈给二哥写信求救，来到巴黎，后来又去柏林，生下孩子彼得。

此间，张幼仪心灰意冷，对这段感情再不抱任何希望，同意与徐志摩离婚。

这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桩西式离婚案，还登上了诸多报纸。

后来谈到这件事情，张幼仪极为平静的说：“我就像秋天的一把扇子，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当蚊子咬伤月亮的时候，主人将扇子撕碎了。”

在德国，她苦学德语，边工作边学习，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但1925年，很不幸的，她仅仅三岁的幼子彼得便因为生病就去世了。

张幼仪万分悲痛。

而此时，徐志摩竟然主动找到张幼仪说是叙旧。

张幼仪大为惊讶。后来才得知徐志摩是来逃难。当时的他爱上了有夫之妇陆小曼，两个人情投意合，但陆小曼的丈夫大为恼怒，扬言要报仇雪耻。

徐志摩无奈只好来到国外暂避风头。

1926年，张幼仪被八弟接回上海。

回到上海的张幼仪似是变了一个人，努力的工作，最开始在哥哥的帮助下担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当时的银行职员后来这样回忆道：“那年她大约40岁左右，腰背笔挺，略显高大，神情端庄大方，有大家风范。她就在我们营业厅办公，准时上下班，除接电话外，很少说话，总是专心看文件。我经常要将报表和装订好的传票本请她盖章，有时听到她打电话时用德语。”

后来，她又创办了风靡全上海的云裳服装公司，是上海第一家新式服装公司，独特的立体剪裁法一度引领大上海滩的潮流。

徐志摩逝世后，张幼仪以她的冷静果断处理一切。

甚至，此时，对于迷上抽鸦片的贫病交加的陆小曼，张幼仪每个月都要寄钱帮助。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辑出版的。

徐家二老去世时，也是张幼仪以干女儿的身份为她们送终。

晚年53岁的张幼仪与一名医生情投意合，想要再次结婚，写信询问自己儿子的意见。

儿子的回信情真意切：“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综母生平，殊少欢愉，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53岁的张幼仪与苏纪之举行婚礼，婚后两人一起生活了20年。

1972年，苏纪之因为肠癌去世，张幼仪搬到纽约，与爱子团聚。

1988年，张幼仪以88岁的高龄去世，安葬在纽约市郊风景优美的Fernoeiff墓园里，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四个字。

后来，总有人问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到底如何，张幼仪这样回答道：“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对于张幼仪的一生，梁实秋在《谈徐志摩》一文中评价她很是中肯：“她沉默地、坚强地过她的岁月，她尽了她的责任，对丈夫的责任，对夫家的责任，对儿子的责任——凡是尽了责任的人，都值得尊重。

                        3

朱安与张幼仪都是旧式包办婚姻的直接受害者，她们拥有着极为相似的境遇——婚姻都是听从父母安排，丈夫从一开始都不接受自己，婚姻带给她们的极少有幸福，更多的是漫漫无期的等待和煎熬。

但是最终，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两人的人生却是截然不同的。

朱安虽然知道鲁迅对自己没有半点感情，却从未想过离开周家，另辟一片人生道路。她一生凄苦，守着鲁迅的母亲，同鲁迅过了一辈子有名无实的婚姻，最终在窘迫生活境遇下含怨而去，甚至在死后也没有满足自己同鲁迅合葬的愿望。

而鲁迅这样一位家庭观念极重的文人，与许广平之间情谊绵绵的书信相比，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自己原配夫人朱安的次数却仅有3次，均以“妇、眷属”称之。

如《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6日记载当天的活动中有如下一笔“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佳弄朱宅发，颇谬。”如《鲁迅日记》1919年12月24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如《鲁迅日记》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而张幼仪在认清徐志摩对自己并无感情之后，果断放手，同意与徐志摩离婚。后来自学德文，做过德文教师，做过银行的副总裁，最后还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引领上海服装的潮流。晚年与一位情投意合的男性再次步入婚姻。回顾她的一生，可以说虽有波折，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是圆满而又充实的。

甚至最开始百般看不上张幼仪，甚至戏称张幼仪为“乡下土包子”的徐志摩，在后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也这样赞美她：“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这两年来进步不小，独立的步子站的稳，思想有通道。”

两位女性相似境遇下却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结果，究其原因，除却自身家庭的影响之外，我认为，更多的原因，则在于个人对命运作出的不同选择。

当知道自己深陷囹圄的时候，是怨天尤人，继续麻木的过下去，还是果断抽身，转身开辟自己人生的新天地，选择权在每一个当事人手中，不同的选择造就不一样的人生。                                                                     

                        4

很早之前，老子就说过祸福两相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祸与福，好与坏，幸福与不幸······世间万物都不是绝对的，都处于不断的转换之间。

人生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那些看似阻碍我们的东西在某个时候却也能成就我们。

晚年的张幼仪就曾这样说：“我应该感谢徐志摩同我离婚，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的确，若不是及时离婚，怕是张幼仪也会和朱安一样，守着一个不懂得自己的男人，浑浑噩噩的度过自己的一生。

台湾的广告教父李欣频曾说：“把自己想象成一粒方糖，放在咖啡里，咖啡就不苦了，放在茶里，茶也不涩了。”

愿每一个你我，都能时时记得，这一粒小小方糖的大大能力。

也永远不要忘记，世事艰辛，若遭遇不幸，愿你我都有挥手斩断过去的勇气，向死而生的魄力。

毕竟，我们不要忘记，繁星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一朵花；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他的某个角落里藏着一口井。

挺过去，前面就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