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唐太宗 用哲学观点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阅读下列材料（10分）材料一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

（1）原因：存百姓，与民休息的民本思想；吸取隋亡的教训；慎用刑法；崇尚节俭；善于用人、纳谏（任答四点得4分）（2）变化：从节俭到大兴土木（2分）（3）评价：唐太宗采取的措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但作为封建君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奢侈享乐的行为（2分）（4）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全面评价历史人物；要看其历史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的进步（2分） 略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是作为一名历史教师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能借用一些哲学观点既能全面客观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评价又能减轻学生负担。
　　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即用全面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客观科学地评价。全面的就是要一分为二的看人的一生，既要看主流又要看到缺点或不足；历史的就是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在当时起的作用如何？既要看到功又要看到过，一分为二对待他们。如功大于过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康熙帝等。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战国分裂割据混战局面，以及巩固统一的措施，利于国家巩固、人民生活安定和经济发展，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愿望；而“焚书坑儒”在加强中央集权有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否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危害更大。它籍制了人民的思想、摧残了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破坏和阻碍作用。他修的长城，有阻止匈奴南下骚扰的作用，但也不乏有占用劳动人民耕作时间和劳动力的不足之处。客观上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愿望，利于生产力、利于经济发展。用此观点可以衡量唐玄宗功过个半，隋场帝过大于功。
　　二、用辩证的方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即前功后过的如唐玄宗，在其统治前期，推行开明的政策，善于用人，使封建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盛世；而后期重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宠爱杨贵妃，导致政治腐败，出现“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而衰。像近代的陈独秀可以说明用辩证的方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评价更恰如其分。还有前过后功的张学良、李宗仁都可以用此法来评价更合适。
　　三、用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方法评价。把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如隋炀帝虽过大于功，但在开凿大运河这件事上，当时确有加重人民负担、摇役过重的现象，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它的开凿，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愿望，也成为闻名世界的一项伟大工程。他三次派人去琉球（即今天的台湾），加强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四、用生产的观点即用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和方法评价。推动则肯定为主，否则相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阶级社会中则表现为阶级斗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则要采取革命的方式推翻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制度。如英法美资产阶级革命，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或者用起义、武装斗争的方式迫使统治阶级调整统治政策（即改革），在局部改变一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得以生存，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如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改革，日本1868--1871年的明治维新，中国古代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皇帝或大臣）调整统治政策，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应予以肯定。
　　五、用群众的观点，人民群众与重要人物辩证作用的观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重要人物在关键时刻起重要作用，或者说起加速或延缓、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如隋场帝的残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经济发展，从而引起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他的统治，也使唐朝统治者接受隋亡教训，采取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是人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诸葛亮的孙刘联合抗操的建议在赤壁之战中，阻碍了国家统一。秦始皇采取了灭六国、巩固统一的措施。康熙皇帝评定内乱和反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巩固了边疆统一。再如列宁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要绞杀革命的关键时刻，决定提前起义。当然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说，广大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综上所述：对于 学生来说，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是高考选拔人才的需要，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它可以增强学习信心、节约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而评价时学会借用一些哲学思想，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能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给以客观的、实事求是地、科学的评价。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的去看，要用辩证和全面的眼光看待一位历史人物。唐太宗是中国古代人，思想等方面有封建统治者的局限性。唐太宗晚年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前期发展科举制，使科举制更为完善，为后世科举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后人评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而且他大力发展经济，使盛唐出现了贞观之治。他任用贤才，如杜如晦房玄龄魏征等人。并且唐太宗致力发展与少数民族关系，如 ①征讨袭扰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贵族，如打败突厥等。
②使用少数民族首领管理当地，
③设机构管辖当地，如设安西都护府管高昌故地
④与少数民族首领和亲，文成公主入藏。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为人所津律乐道，颂扬备至，即便今天，他仍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人物，研究成果很多。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雄才伟略和他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都给予积极的肯定①，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上还有分歧。

一、关于唐太宗篡改国史及相关的建唐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唐太宗篡改了国史。例如玄武门事件，“经胜科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②。意即唐太宗夺取帝位后曾修改了国史。贞观年间，史臣遵太宗意旨，于修撰高祖、太宗两朝实录时篡改建唐史实，将太宗抬高到奠基者的位置上，贬低高祖的作用③。所谓太宗与刘文静首谋晋阳起兵之说，乃是贞观年间对实录、国史作了伪造的结果④。事实上，唐高祖是一位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反隋建唐的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①。但也有人认为唐太宗是否真的篡改过国史还需深入研究，而且必须肯定他在建唐中的首创之功②。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说唐太宗“策动父亲李渊从太原起兵的事，或者认为由于他称帝后史书被改动，他不是唯一的主谋者，但这也无关紧要，横竖唐太宗是原谋者之一”③。

二、关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兵变的性质及其评价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玄武门之变属于唐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具体而言，有的说是“争夺皇位的斗争”④，有的说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的斗争”⑤，有的说是因“储位之争”而导致的“家庭变故”⑥，还有的说是“杀兄逼父”的行为⑦。但也有些学者把玄武门之变看作一种社会政治斗争，说是“进步倾向代替腐朽倾向”的“行动”⑧，又说是“改革”势力战胜“保守”势力的斗争⑨。还说是主要由“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谋臣猛将”组成的李世民集团“同主要由宗亲贵戚和隋旧官僚组成的李建成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⑩。另有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是争权夺利的，但唐太宗的胜利在客观上对唐初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所以，既不能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也不可简单地加以全面肯定①。

三、关于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问题。唐太宗不太歧视少数民族，除对突厥的侵扰用兵外，主要是采用怀柔的政治手段处理民族问题，方法比较妥当，政策比较开明，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这是已发表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数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局限性问题，认为唐太宗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掠夺少数民族，还用分化离间少数民族关系的手段来达到使他们相互牵制的目的②。

历史上的李世民是个人造圣君

一、政变夺权
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二、纳谏的表演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三、滥用民力
唐初，李世民反复说要以隋亡为鉴。曾几何时，劳役是在不断加重，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徒行文书，役之如故”的紧张局面。包括来自边远地区在内的各地劳苦大众。自带粮食长途跋涉几千里来京服役。在李世民执政期间，兴修了诸如乾阳殿、洛阳宫、永安宫，飞山宫、襄城官、翠教官、玉华宫，九成宫和北阙等大批宫殿，即以修得较小而又比较草率的汝州(河南临汝)西山襄城宫而言，役工达一百九十万。造成“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惨象。因此，有人当面指责唐太宗，“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作飞山宫时，“恒差山东众丁”，“怀(河南沁阳)、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何况这一时期，兵役屡兴，太宗本人又不顾农忙与否，喜欢校猎游乐，为此缮桥治道，起码使役一、二万民工，它同样是要严重妨害农事的。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四、对外开放、对内森严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

五、盛世”造假
《新唐书》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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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于知人善任，失于性格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