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末期的农民起义，真是一匹马导致的吗？

~

在《礼记·月令》中，最早对“马政”做了注释：“谓养马之政教也。”可见，把一般的养马业上升为马政萌芽于商代，而老百姓养马则开始于明代。

唐贞观年间，官马数量达到了70万匹以上，而北宋时代马匹的数量不过21万匹，足见国力的强弱。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己所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 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当者， 必数马以对……其下太仆及诸牧监各令修职， 毋怠所事。”

朱元璋既然将“养马”抬高到国家战略层面，那就需要全民动员，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减少官牧的压力，还能迅速增加马匹数量。

但是，结果如何呢？

先来看看养马制度的设计，当地民户养马有三种方式：

一是“计亩养马”，一匹公马对应50亩地，母马翻番，领养者可以免除上缴公粮；

二是“计丁养马”，根据任务量的多寡领养不同数量马匹，其中规定：马匹有死亡、或者出生数量不够，就要相应赔偿；

三是“计户养马”，按照民户数量来领养马，江南和江北数量上有所不同。同样，马匹没了，以“差役”形式进行赔偿，当然，领养者可以免除劳役。政策虽看上去“利好”，但养马并不是个轻松活。按照朝廷的意思，就是保证大马生小马，不能将给马养死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难题：

首先，谁也无法保证，自己领养的母马可以年年“产驹”，如果数量不达标就要交钱。

根据《菽园杂记》记载，民牧最苦之事就是“母马不孳生而百姓自行赔补。”当时，新乐县有一家每三年赔“二驹”，九年下来举家破产。

既然，生不出小马要赔钱，那么，是不是生的越多就越好呢？

答案是：更糟糕。

生的越多意味着要养更多的马，负担会更重。这样一来，养马非但不能创收，还会弄得自己倾家荡产。最终，没有人再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活了。

那么，“计户养马”是不是就可以减轻负担呢？

事实上恰恰相反，出力的人往往是最贫穷者，更是加重了穷苦人的负担。朱元璋得知后很是生气，便下了命令要严惩，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其次，百姓养马，还要自己送到太仆寺进行验收。

太仆寺是明代负责马政和畜牧的中央政府机构，受兵部领导，官秩从三品，领导官员为太仆寺卿。

当时，太仆寺不在养马者附近，近的几十里地，远的几百里地。人走的辛苦，马也疲惫，一路上的开销还要自掏腰包。验收时合格倒也罢了，不合格就要原路返回。有数据显示，当时验收不合格率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试想一下，辛苦一年啥也没捞着，还要往外掏钱，谁不心疼？

于是，贿赂检验官员成了一种“通行”方法。官员高兴了，老百姓这一年的辛苦也就没白干。只不过，这其中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最后，地方官员不乐意了。

本来，田赋劳役是老百姓的“本职工作”，大家都忙着养马，哪有功夫种地？地方官员收不到公粮、赋税，他的责任谁来扛？

于是，马政官员和地方官员掐架，使得朝廷也很为难，始终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生活在明代，那么，“弼马温”这个场景是不是有所暗指呢？

其实，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了强大军事，但是，在层层机构的盘剥下，反倒出现了隆庆、万历年间，种马被朝廷大规模变卖的情况。而底层的百姓更是苦不堪言，为了养马最后更是家破人亡。在这样的环境下，百姓只能铤而走险。

马养不好是重罪，揭竿而起没准还能闯出一条路，索性转而做“响马”，以此谋生。尤其河北地区严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直隶霸州文安县人刘六等人起义，一呼百应，聚流民、响马、屯军数千人，屡败官军，官府称之为“响马盗”，用了三年时间才平定。

朱元璋的本意虽然不错，但是，他将所有的负担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不体恤民生，势必引起“反噬”。最后，马政实行了这么多年还是要向西番购马，这岂不是一个“反讽”？

而当时，设立了一堆官僚机构，养了一大帮官僚人员，还不如用这些费用去买马。所以，一个制度的设立，如果只是满足上层的“需求”，而不顾底层的“民愿”，注定以失败结局。

最后，真如朱元璋所言，马匹数量检验国力，明末全国的官马数量也只有鼎盛时期的1/5到1/4。

其实，不管怎样的制度，都要符合社会的发展，满足百姓的利益需求，否则，一切都是白费。毕竟，一个国家的统治需要老百姓的支持，这样才能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