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影响呢？ 如何理解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能反映出什么问题~

专门讨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个问题的论著，尚未曾见到。注意及文彦博此语者，多着眼于其阶@级本质，通过文彦博之语揭露赵宋朝廷的统治性质。笔者无意否认这一点，也不拟再从这一方面讨论，而是想通过对文彦博之语的分析，揭示北宋政@治结构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似乎尚注意得不够。笔者以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语道破了北宋政治的奥秘，是理解北宋政治结构的关键所在，也深刻反映了北宋政@治的现实。
赵宋皇朝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成规，充分发挥与利用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使北宋近二百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能循制运行，有条不紊，其稳固程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少见的。因此，在研究北宋政治时，必须首先注意及考虑“共治天下”的局面。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之所以遭到激烈反对，归根结底，是触犯了广大士大夫的利益，故为士大夫们所不容，尤为上层士大夫所反对，在当时必然要失败，或是变质。而维护士大夫权益的司马光、文彦博诸人，成为士大夫们称颂的名臣贤相，大受褒扬，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北宋尤其是宋初的相权，多持削弱说，通行的教科书中，基本如此。其实，宋初削弱相权说或是北宋削弱相权说是颇可质疑的。笔者有《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两文，详加考察，证实在宋初三朝，“相权削弱”说是不成成立的。友人王瑞来先生，更全面考察了宋代的相权，与笔者持相同观点。[1] “相权削弱”说的主要论据是参政分权、枢密分权、三司分权、监察分权，这无异是说助手与具体主管部门可以分去宰相的总理之权，其之不能成立，不言而喻。另一论据，则是宋代皇权的扩展及其对相权的限制。诚然，比起中唐以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宋代皇权是大大拓展了；即或比起贵族政治时代的其他皇帝来说，宋代皇权的提高，也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大为扩展和提高的宋代皇权，确有其限制相权的一面，但与皇权发展的同时，相权对皇权的限制，也在发展，如果忽略这一方面，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王瑞来先生在《论宋代皇权》中，认为宋代相权大过皇权，[2]笔者亦不以为然。“共治天下”，恐怕才是比较恰当的认识。 作为士大夫中地位最高的宰相，可说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其权力与皇权是相辅相成的。这正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种形式。《宋史》卷406《洪咨夔传》记载，南宋的洪咨夔有一段话，很准确地描绘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臣历考往古治乱之原，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权不归人主，则廉陛一夷，纲常且不立，奚政之问！政不出中书，则腹心无寄，必转而他属，奚权之揽！此八政驭群臣，所以独归之王，而诏之者必天官冢宰也”。用今天的认识来理解洪咨夔的这一段话，其意为：最高立法权及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中，而最高行政权则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侵犯宰相的行政权，宰相亦不能篡夺皇帝的立法权。宋代的皇权和相权，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实现着“共治”。 宋代的号令，一般总是以皇帝诏敕的形式发下的，自然必须经由皇帝批准。但是，“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注：《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四月李守锷语。）宰相未副署的号令，是不能行下的。即是说，没有宰相的同意，皇帝是下不了诏敕的。宰相的副署权，可以说是宰相权力的核心，因而使宰相像皇帝一样能够过问一切事务。因此，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吕夷简干预李宸妃安葬之事时说：“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注：《宋史》卷242《李宸妃传》。）《范香溪先生文集》卷11《任相》亦云：“天子以万机之得失，百官之进退，社稷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近而号令之臧否，远而蛮夷之叛服，大而阴阳之愆和，小而钱谷之衍耗，凡百官有其事，事有其名，一皆委任而责成於宰相。故宰相於天下事无所不统，不以一职名官。”这里指明的内外之事的范围，可说是几乎无所不包了。

　　元人盛如梓《庶斋志学丛谈》卷2记载的一件事，可说是对副署权的形象反映： 宋官制载：嫔御久不得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对曰：“圣人出口为敕，谁敢不从？”上笑曰：“汝不信，试为降旨政府”。政府奏无法。上收以示嫔御曰：“凡事必与大臣佥议，方为诏敕”。或有只请御笔进官者，上取彩笺，书某宫某氏，特转某官，众忻谢而退。至给俸时，各出御书请增俸，有司不用，退还。复诉于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诸嫔对上毁其御书曰：“元来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时咸服仁宗之圣断。 宋人侯延庆《退斋笔录》记载一事，很能反映宰相对皇帝行事的限制：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确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确曰：“祖宗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dūn＠②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dūn＠②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在上述两条记载中，宰相对于皇权的限制，看得是很清楚的，而且是形成制度的。 总而言之，北宋一代，相权颇隆。太祖朝赵普为相，中书堂帖势重於敕命，吕端拥立真宗，王旦独相十余年，韩琦两朝顾命定策，王安石得君之专，蔡京大行“丰、亨、豫、大”，都是典型事例。但相权虽隆，却从未危及皇权，令皇帝恐惧。究其缘由，是因为宰相虽握行政大权，但其本身的进退，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任命宰相时敕书之副署，往往使相行之，纯属象征意义。所以，即或专权如赵普者，太祖一纸令下，即行罢免了。这样，对于手握大权的宰相，就能够有效制约，不致演出前代权相擅权之事。或曰，宋代以前的宰相，任免亦出自皇帝。但是，门阀制度的存在，贵族政治的现实，使皇帝在择相时不可能有多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宰相去职后，凭其门第与门生故吏，仍发挥着巨大影响，不容忽视。宋代则不然。宋代宰辅之任职，不是凭门第，而是凭一己的才干，皇帝的常识；他们一旦去职，即从政治上退出，不再给政治以重大影响了。宋人笔记中，每每特书一家几代为相者，正反映了此种情况之稀少。因此，宋代皇帝进退宰相之权是对相权的重大限制。

　　北宋有一条习惯法：不杀大臣言事官。或曰这是宋太祖誓约，藏之太庙，[3]又有说太祖并无此誓约者。（注：张荫麟《宋太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但无论如何，北宋一代，不杀大臣言事官，却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故可说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故事。这个“故事”，限制了皇帝对宰辅及大臣的处置权，使皇帝虽操宰辅进退之权，但又无生杀之权。大臣亦是如此。如此一来，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其参政之勇气自会倍增。宋人每每称颂宰执“以天下事为己任”。翻阅《宋史》的宰执传记，不乏其例，如卷256《赵普传》与卷314《范仲淹传》即是两例。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意识，士大夫不仅仅认为天下是皇帝的，而认为天下也是士大夫的，从而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其优秀分子便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声。 北宋台谏的谏诤对象，与前代有所不同，主要是宰执，其次才是皇帝。其故非他，与北宋行政大权操于宰执之手密切相关。台谏的谏诤，不仅限制了皇权，同样也限制了相权，从而使朝廷决策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士大夫的意志。台谏制度，真宗时开始重视，到仁宗时趋于完善。封驳之权的作用，亦大致与谏诤之权相同。这样，在北宋政治架构中便形成了第三方面势力，既独立于皇权、相权之外，又与皇权、相权相辅相成。这样，北宋的政治架构中，皇帝、宰执、台谏便大致构成了中央政府中的三角；皇帝握最高立法权，宰相握最高行政权，台谏握监察之权，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赖，便构成稳固的中央政府架构，形成“共治天下”的局面。这种统治架构，使北宋政权的稳固性超过前代任一王朝；其运转之正常，也超迈前朝。只有把皇权与相权放到这一架构中去考察，方才能够正确地说明北宋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也才能够把握住北宋政治的实质性东西。

宋朝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成熟使得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宋朝的官僚队伍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加，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结构，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养，并逐渐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那么问题来了，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代，皇帝为何甘愿与士大夫一起共治天下呢？我们下面就来探析一下这背后的深层原因。

北宋地图

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是科举制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此时的门阀士族虽然都已经衰落，但仍然还存在有较大的势力，因此，科举出生的官员在整个的官僚体系中所占到的比例其实并不大，大多数的官员仍然是通过门荫、荐举、军功、胥吏等途径进入仕途。唐朝前期，由于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存在，朝廷要员基本都是贵族子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皇权的不断集中，个人的才能逐渐成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标准。士族地主不断衰落，门阀制度日渐崩溃，再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有才能的贵族子弟则越来越少，门荫制度逐渐走向衰落。

这里我们要补充的一点是，隋唐时期关陇军事贵族之所以会兴起，主要是因为他们是隋唐两朝的建设参与者，简言之就是，隋唐两朝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而他们的衰落主要是因为皇帝想要加强皇权统治，所以便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官僚体系，以此来和关陇贵族做对抗。通过看隋唐两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隋唐两朝很多皇帝的诸多行为，其实都是在与关陇军事贵族做对抗。

隋朝版图

在门荫衰落的情况下，士族子弟转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考试内容中的诗赋文章在客观上要求应试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这成为了做官的基本要求。士族之家的经济条件好，获得知识的成本低，这就使得他们有能力为子弟提供更好的文学教育与政治能力的培养。而且，唐代科举没有锁院、弥封、誊录等制度，请托公荐之风盛行，这使得权贵子弟科举及第的机会大大增加。科举及第之后，士子们还需要通过吏部铨选才能被授予官职，在这方面权贵子弟的优势更加明显。

即使在进入仕途后，权贵子弟也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迅速获得升迁的机会，从而世袭到高位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层层的限制明显不利于寒门子弟，譬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唐高宗朝科举出身的十一名宰相中，只有两人是寒门子弟，其余九人均出身于官宦世家。唐武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甚至提出了：“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的主张。此时的科举制度已然变成了高级官员子孙世袭高位的工具而已，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本选贤举能的作用。

除了贵族之外，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常年混战不休，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武将手中，社会风气变成了“重武轻文”，形成了所谓的“武人政治”。而这也正是宋朝统治者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形势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之后，门阀制度已经崩溃，士族地主衰落，寒族地主兴起，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力，而宋朝统治者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宋开国之初，便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尤其是在宋朝前期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时期，为了扭转五代时期的重武轻文的风气，宋朝统治者试图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录用文官以压制武将。

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加速了宋朝实行崇文抑武，以文御武的国家政策的推行，取士名额大量增加，更加公平合理，大量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便被终结了。于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生的文人政治便逐渐取代了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宋朝由此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或称“文官政治”。

宋太祖像

中国封建社会官员的来源主要有科举、世袭、恩荫、荐举、胥吏入流、进纳买官、军功补官等；而科举入仕途的官员在宋代全部的官员中所占的比例是不断增加的，尤其是在高级官员方面，进士科出身者成为宰相等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唐朝初年时，常科进士及第者每年平均只有十人左右，明经科的录取名额也通常不会超过进士的三倍，而且，根据唐朝制度，科举合格者想要成为官员的话，还需要经过吏部的铨选。因此，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一般只有几十人而已，但是唐朝每年入流的官员却多达成百上千人。由此可见，科举入仕的人数比例之低。此外，在高级官员方面，科举出身者所占的比例也比较低。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后得知，在唐高宗时期，科举出生的宰相总计十一人，其中寒门子弟出身的只有两人，其余九人都是士族子弟。

但是在此之后，形势开始逐渐发生逆转。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参加科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录取的名额也逐渐扩大，科举出身者在高级官员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武则天时期，除了开设常科以外，经常开制科以笼络人心。武则天在位时期的宰相中，科举出身者人数增加到二十人，占到宰相的二分之一；玄宗开元年间，宰相共计二十七人，科举出身者就达十八人之多，超过三分之二，比例相比以前又有所增加。唐宪宗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到的比例已超过半数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数据还在不断提高。

唐玄宗像

到了宋代时期，科举取士已经成为朝廷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科举出身的官员所占到的比例都比较大。有学者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嘉定四选总数》统计：嘉定六年（1213年），四选名籍共计38864人，其中科举出身者达10925人，其比例为28%，门荫补官为22116人，比例为占比57%。当然了，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嘉定四选总数》中所统计全部官员并不是都有实际的差遣，相比于科举出身的人，门荫补官及其他出身者获得实际差遣的机会要小很多，因此，在获得实际差遣的官员中，科举出身者所占到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

在像宰相这样的高级官员方面，科举出身的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宋太祖本人也表示：

“宰相须用读书人。”

在北宋各朝的宰相与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占绝大多数，甚至在宋英宗和宋神宗时期，宰相与副宰相全部都是科举出生。据统计，北宋时期的宰相共有71人，其中科举出身者就有65人，占到了92%；副宰相共计153人，其中科举出身者就有139人，占到了91%。南宋时期，科举出身者在官员中的比例则不断提高，甚至在高级官员的比例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极大程度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官僚结构。

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改变了官僚结构，科举出身的文官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不仅使得许多有识之士有了入朝为官，从而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机会，体现了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传统，而且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士人们接受系统的文学与政治教育，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以及治国理政的相关知识。这也就使得宋王朝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官僚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行政能力，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朝廷行政效率的提高。

与恩荫、胥吏、军功等出身的官员相比，许多士大夫们出身贫寒，更加了解民间疾苦，在施行国家政策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利益得失，且能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注重调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士大夫政治之下，宋朝通过科举考试广泛吸收各阶层和各地域的士人进入到朝廷的官僚系统中来，为宋代的官僚系统不断补充新鲜的血液，以此来促进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通过这样不断的吐故纳新，宋朝政府能够及时地为各地机构补充空缺的官员，并将年老力衰与违法乱纪的官员清理出官僚队伍。

宋朝士大夫

此外，科举出身的文官深受儒家理念的影响，希望皇帝能够不横征暴敛，也不能轻易发动战争，认为国家应该要“藏富于民”，而频繁发动战争必将造成整个国家的不稳定乃至是灭亡。宋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士大夫政治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这种士大夫治国的政治模式对于君主的暴政起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富弼就曾对宋神宗说过：

“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士大夫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则是配合宋朝的崇文抑武政策，造成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兴起了读书人应举之风气，上至官宦世家，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寄希望于科举考试，一度形成了“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的局面。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成为宋朝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之一，改变了宋朝的官僚结构，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文官政治，终结了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这有利于暴政的防范，从而促进社会上读书应举风气的形成，同时也极大的保障了普通士人参与政治的渠道，加强了宋朝的皇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