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为什么要伐纣. 周武王因为什么要伐纣？

武王伐纣的主要内容~

武王伐纣，是指大约公元前1046年，以周武王带领的周部落为主的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导致商王朝灭亡的一场战争。　
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
准备伺机兴师。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
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炽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
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姜子牙)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经过牧野之战，一战而胜，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商朝末年，季历继位后，继承其父遗道，推行仁义，使周部落更加强盛，各部落的诸侯纷纷前来归顺于他。商王文丁时，季历被封为“牧师”。
因位高权重遭很多人的妒忌，最终导致季历被软禁绝食而死，从此周与商之间就埋下仇恨的种子。季历去世后，其子姬昌继位。
纣王野心很大，不断的侵略弱小部落。当纣王发动大军攻击有苏部落时，有苏部落就献一美女妲己。帝辛本来就喜好喝酒，得到妲己后，对妲己言听计从。
整日都在沙丘花园中饮酒作乐，还发明酒池肉林。使商朝的百姓民不聊生，渐渐的就有诸侯开始背叛他。而此时的姬昌推行仁义，士人纷纷投奔他。
后有商臣对帝辛进谗说：“西伯积德行善，诸侯归心，将不利于天子。”于是帝辛把姬昌囚禁在羑里。周臣献给帝辛大批财宝与美女，才赦免了姬昌。
姬昌回国后积极筹备翦商计划，广罗人才，国力日渐强大，诸侯都说：“西伯当是受有上天之命的君主。”此时的商帝辛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威胁。
但是商军正在进攻东夷，常年的对外征战以及残暴统治，已使商朝民怨四起。姬昌在未完成翦商大业前夕逝世，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姬发遵循文王姬昌的遗业，韬光养晦、励精图治。
而纣王日益昏乱暴虐，周武王十一年，帝辛杀王叔比干，囚兄长箕子，大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去投奔周。武王伐纣的历史背景渐渐成熟。
于是向所有的诸侯宣告说：“殷犯下大罪，不可不合力讨伐。”公元前1046年，武王姬发率领以周部落为主的联盟军讨伐商王帝辛，即著名的武王伐纣，最终周武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武王伐纣胜利的原因之纣王无心迎战的大军：联盟军到达朝歌后，第一批紧急军情刚传到，联军大部队就跟了过来，朝歌守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商朝的军队都在东南。
朝歌城内没有足够的精兵强将，又没有战车，单靠仅有的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方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锐不可当。
帝辛惊闻周军来袭，只好仓促武装大批奴隶、战俘，连同守卫国都的军队，开赴牧野迎战。然而商朝的军士无心作战，再加上前方周军的强大冲击大多都慌不择路地往回跑。
虽有后方忠心禁军的阻拦，但也敌住人多，在人潮的冲击下，这些禁军也乱了阵脚。奴隶们为了逃命，加上被后面人潮推动，
于是倒戈相向，乱打一气。强大的军事联盟，周密的作战计划，再加上当时的民心所向，使武王伐纣的胜利成为了必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具体事实如下：大约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联合羌、巴、蜀、庸、髳、彭等方国部落，共同讨伐商朝的君王帝辛（周人称之为“纣王”），在进军到距商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时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鼓动军队和商军决战。结果，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放火自焚而死。周武王占领商都，宣告商朝的灭亡，周王朝建立。
“被邪恶”的纣王
“纣王”并不是正式的帝号，是周人硬加在他头上的恶谥，意思是"残又损善"。“纣王”在后世更成为暴君与罪恶的代号；《汉书•古今人表》中，臧否古今历史人物，纣王属于下下等，是人品最差的一等；后世更有“助纣为虐”等成语。但后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孔子弟子子贡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处在下流的地方，一旦居下流，天下一切坏名声都会归到他的身上了。
我们来看看最早列举纣王罪状的《尚书•牧誓》，记述诸候大会于孟津。《牧誓》其实就是周武王在举行誓师大会时发布的誓词，其谈到的纣王罪状包括以下几条：
• “惟妇言是用”，只是听从妇人（应当是指纣王的妻子）的话；
• “昏弃厥肆祀，弗答”，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先的祭祀而不闻不问；
•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抛弃先王的后裔，不任用同宗的长辈和兄弟；
•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对四方八面的罪人逃犯十分崇敬、提拔、信任、任用，让他们当上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商朝贵族，在商国都城胡作非为。
显然，这些所谓“罪状”中并没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鹿台聚敛”、“酒池肉林”、“炮烙虿盆”、“敲骨剖胎”等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考证，并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一文，文中指出：纣王的70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换句话说，纣王的罪名有很多是后人添加的，未必是如实之词。比如妲己这个人物出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史上并无其人。纣王作为邪恶的符号形象根深蒂固，这一“刻板印象”被后世选择性地接受，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周人出自敌忾为自己出兵征伐找的藉口。
这几项“罪状”本身也值得商榷。“惟妇言是用”，无视了商朝历史上妇人地位受到尊崇的传统，比如妇好作为商朝君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昏弃厥肆祀，弗答”背后可能是对巫师宗教势力坐大的打击，在一般意义上，正如冈村秀典和宫本一夫的观点，祭祀礼仪是支撑商王朝王权的重要礼制，绝不至废弃；“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更是当时实属先进而前卫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措施，因此“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可能由此造成在权力斗争中总是失败的纣王庶长兄微子启等投降周军，出卖情报。总之，这些“罪状”的内容听上去都像在商朝政争内斗中失败一方的控诉，对周武王来说实在是“干卿底事”（和你有毛线关系）；当然，周武王可以说自己是从道义出发，只是这个所谓“道义”掩藏了太多的自身政治利益诉求和冰冷的权力算计，就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绝不是因为海伦被诱拐。
“门口的野蛮人”怎样登堂入室
有历史学家指出，当时的“小邦周”相对于“大邦商”来说，文明更加落后。比如一说著名的“太公望”姜尚就是羌族部落酋长，并非我们心目中白发白髯的智慧老者，而是《诗经》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彪悍勇将。另外，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一口青铜酒器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大国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从中可以看到，武王的侥幸取胜、沾沾自喜之态溢于言表。
不过，本文副标题中的“门口的野蛮人”，倒不是有意指涉周族、羌族的民族属性，也不是指周的那些同盟者“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是少数民族（ethnic group），而是借用了布赖恩•伯勒的名著《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的书名。
从某种意义上，武王伐纣就像该书描述的一次“高杠杆的恶意收购”，其操作手法酷似KKR（Kohlberg Kravis Robert & Co. L.P.），一家全球领先的私募股权和多样化的投资公司，其投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作为老牌的“杠杆收购天王”，它可以说是金融史上最成功的产业投资机构之一——1988年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集团，这也就是《门口的野蛮人》书中再现的那个经典案例，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司争夺战之一。
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对收购目标的选择是有标准的，必须是“护城河”出现问题的“土豪”。商朝末年与后世很多朝代的末世不同，并没有出现崩坏的局面，其国力尚属强大，拥有良好的品牌价值（“大邑商”、“天邑商”、“大邦商”、“中国”等）、健康的自由现金流（青铜彝器的原材料铜铅锡等、玉琮玉璧、黍稷稻麦、人力资源、盟邦的贡赋支持等）和丰富的知识产权（礼乐、甲骨文、金文等），净资产收益率很不错；但是，由于远征东夷等原因造成了《左传•宣公十二年》中所说的“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在多元化自有资金投资上出现了破绽纰漏，也造成了其出人意料的低估值和低市盈率，成为了一个很好的收购目标。另一方面，“门口的野蛮人”一开始的身份往往是“合作者”，并没有露出其“野蛮”的真面目；同样，周作为商的属国和姻亲，一直在扮猪吃老虎，静待时机。
其时，周虽然经过几代经营，本身实力还是比较弱小的。牧野之战时，其自有的兵力只有战车三百乘，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但是，武王联合了羌人、巴人以及《牧誓》提到的上述同盟者。《牧誓》中只提到了对他们不用命的惩罚，而没有提到许诺他们的胜利后好处，我们只能观察后续的实例。事后，据不完全统计，上面提到的庸、彭、巴等都被分封，连后世十分著名的楚国也是这部分盟友之一，只是当时实在弱小，被忽略不提；再加上姜尚被封在齐国、周公被封在鲁国、召公被封在北燕国等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周武王的承诺就是灭商后，所有出力的自己人和盟友，大家按照亲疏远近、功绩大小分肥，而其分肥资源的来源就是收购目标未来的收益权和自由现金流。这其中很多只是对其原有地位的确认，如一些盟友，还有要求其本身再去武装殖民，如齐、鲁、燕等国，用《水浒》和元曲中的表述，这就是“割猫儿尾拌猫儿饭”，其来源都不是收购时的自身拥有的资源。
我们看到，“小邦周”灭“大邦商”是一次高负债的恶意杠杆收购，负债比重之高，可谓惊天动地，与前文所述KRR恶意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相比不遑多让。《论语•泰伯》所说的“（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后世儒者的美化和粉饰，其实当时周第一根本没有打算“服事殷”；第二，严格来说根本没有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即使有，也是一种用未来收益凝聚的松散同盟。就像KRR在上述一役实际只动用了1500万美元自有资金，94%的出资额来源于用未来收益担保的迈克尔米尔肯组织发行的垃圾债券。这样一来，貌似不留多少“安全边际”的做法反而留下了最大的“安全边际”。
在仗义疏财的江湖法则中，疏财永远比仗义重要；所有问题的的根源是利益的诉求和利益的同盟，《牧誓》就像1977年香港的财经评论《九龙仓业务开始蜕变》（九龙仓收购与反收购案例）和1994年君安证券的《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书》（君万之战案例），是收购战前的舆论攻势。在过程中，这场战役也绝不像后世粉饰的因为商军前锋倒戈而一面倒，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但果真是“至仁伐不仁”吗？果真是仁义之师一出，敌人就纷纷来投降吗？证诸史料，还是《尚书•武成》描写的“血流漂杵”更加真实可信。
武王伐纣后利益格局表

根据综合史料制作

从上表看，相关各方在此役后的输赢情况一目了然。质言之，这就是一场控制权的转移，周以新的贡纳和再分配互酬体系取代了商旧有的体系，商和其盟友是完败的一方。再来看《牧誓》中为了商朝的宗庙祭祀、王公贵族利益的表述，未免讽刺。商朝的列位先公先王九原可作，一定不会认同周武王貌似站在他们角度的道义立场。史载：周武王即位后，封纣王子武庚管理商朝的旧都殷（今河南安阳市），殷的遗民大悦。真实的商人立场，由此思过半亦。
文化整合定最后成败
不过，未如其宣传得那么“顺天应人”的周朝，后来却延续了八百年“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不管是不是“门口的野蛮人”，不管是善意收购还是恶意收购，顺应环境，生存下来，并能做大做强，就是赢家。
管理学界一般认为，并购后最难的莫过于文化整合。据统计，全球过去二十几年中有60％以上的并购以失败告终，其中85％的CEO承认管理风格和公司文化差异是造成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并购实践中，如果是较强的企业收购一个相对较弱的企业，整合起来还相对容易一些；如果两个都比较强，又或者以小博大，特别是以小博大的恶意收购，文化的整合就必然显得特别艰难。
文化整合之所以成为并购整合中最困难的任务，因为企业文化深深根植于组织的历史之中，旷日持久、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其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企业文化整合本质上是对企业中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改变，这绝非单纯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所能解决，需要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牧野之战500余年后，身为商朝贵族后裔的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意为：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二代文化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多么丰富而完备啊。我遵从周朝的制度。
看来，只要逆取顺守，下足功夫，“门口的野蛮人”也是能够修成正果的。

存亡在虚实，不在强弱；安危在是非，不在多寡。
过去殷纣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大军，左饮淇水，右饮洹水，淇水被喝得干枯，而洹水被喝得断流，用如此浩大的阵容来和周武王作战。武王率领素服甲士三千，开战一天，就灭掉了殷纣的国家。《韩非·初见秦》。
如果想知道周朝如何流传了800多年，你可以看看《周礼》就会明白。《周礼》是记录周朝制度的书，我个人感觉以前的制度比现在的还科学。

看了这篇《周书·续》大概就能明白浩浩荡荡的历史车轮是如何碾过商朝的。
从前在文王的时候，他与商纣王并立，受困于商纣王的暴政，要弘扬正道以纠正无道，因此作了《度训》。
殷人制定的教化，老百姓不知道标准，为了明确道德的标准以改变民俗，因此作了《命训》。
纣王淫乱，百姓涣散以不善为常，文王以仁爱协调，教化驯服他们。因此作了《常训》。
在上者失去了正道，百姓涣散不知法纪，西伯侯行仁义明耻辱以示教化，因此作了《文酌》。
在上者失去正道，百姓丢弃了职业，遭逢大荒，因此作了《籴匡》。
文王即位，西边抵御昆夷，北边防备猃狁，谋划用武以显示威严，因此作了《武称》。
武力用来禁止暴乱，文教用来安定德行，圣人文武兼用，因此作了《允文》。
武事有七种功用，文王因此作了《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文王遭逢大荒，谋画救助患难减少灾害，因此作了《大匡》。
文王在程，因此作了《程寤》、《程典》。
文王考虑到众多邦国多有灾难，谈论典章以匡正谬误，因此作了《刘法》。
文王告诉卿士发布教化与禁戒，因此作了《文开》。
姜太公告戒文王，修养自身，静观天时，利用商人的危难，因此作了《保开》。
文王训戒武王，政繁有害，因此作了《八繁》。
文王在丰邑，命令周公谋画利用商人的危难，因此作了《丰保》。
文王开导后嗣修养身心重视训戒，因此作了《大开》、《小开》两篇。
文王生大病，告诉武王百姓多变的道理，因此作了《文儆》。
文王告诉武王，以君王之德行事，因此作了《文传》。
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位，告诉周公禁止五种招致兵戎的行为，因此作了《柔武》。
武王憎恶商朝，周公为取天下而勤劳，因此作了《大开武》、《小开武》两篇。
武王告诉周公只有仁德才拿它视为宝，因此作了《宝典》。
商朝谋画开始平定周人，周人将组织军队对付它，因此作《丰谋》。
周武王将起兵讨伐商朝，梦中被商人惊醒，因此作了《寤儆》。
周人将伐商，顺应天意革除殷命，重复晓喻武事的意义以训教百姓，因此作了《武顺》、《武穆》两篇。
周武王将在商郊发动大战役，就对众人申明道德，因此作了《和寤》、《武寤》两篇。
武王率领六州的兵车三百五十辆以灭殷朝，因此作了《克殷》。
武王灭掉商朝之后，设置三监以治理商朝的百姓，给他们制定训令和法规，因此作了《大匡》。
武王释放箕子之后，使商的百姓臣服于王，因此作了《箕子》。
武王执掌天下，考论德行任用人才，给以地位官职，因此作了《考德》。
武王命令商王的诸侯安定他们的邦国，申明大义告戒他们，因此作了《商哲》。
武王平定商朝之后，规划测度伊水与洛水之间，建立成周城，因此作了《度邑》。
武王生大病，命周公辅佐太子，告诉他为政的大要，因此作了《五权》。
武王去世以后，成王元年，周公憎恶商纣余孽，训教成王敬顺天命，因此作了《成开》。
周公诛灭三监以后，就遵从武王遗志，在伊、雒间修建都城，因此作了《作雒》。
周公在闳门会见群臣，广求辅佐君主的至理名言，因此作了《皇门》。
周公陈述武王的话又加以自己的话，训戒成王，因此作了《大戒》。
周公确定“三统”的意义，因此作了《周月》。
周公辨明二十四节气的时应以明确自然的季节，因此作了《时训》。
周公首先制定出文王的谥号，使其意义垂传于后世，因此作了《谥法》。
周公将把国政交付成王，在明堂接受诸侯朝见，因此作了《明堂》。
成王亲政以后，借祭献新麦之机告诉群臣以求帮助，因此作了《尝麦》。
周公做了太师，告诉成王行“五则”，因此作了《本典》。
成王向周公询问民事，周公陈述“六徵”让他观察，因此作了《官人》。
周王室安定以后，八方诸侯前来朝会，各以他们的特产前来进献，想把它作为制度流传后世，因此作了《王会》。
周公已经去世，王制将要衰败；穆王借叔祖祭公谋父有病，请持王位的谋略，因此作了《祭公》。
穆王考虑到保位的艰难，担心把耻辱留给后世，想借古事以自警觉，因此作了《史记》。
王化虽已废驰，天命正当久长，四夷八蛮仍然遵循王政，因此作了《职方》。
芮伯稽考古事而作训戒，把厉王引向善良，以及执政大臣都反省自身，因此作了《芮良夫》。
晋侯崇信武力，侵犯我们周王的疆界，叔向听说王储年幼又真正贤明，能够恢复周王以前的尊位，因此作了《太子晋》。
王者用仁德装饰自己，用它来作佩戴，因此作了《王佩》。
夏桀罪恶多，成汤要流放他，取前事以警戒后王，因此作了《殷祝》。
百姓没有君王得不到治理，君王没有百姓不能成为国家，谨慎理政在于细致，因此作了《周祝》。
武事用以平定祸乱，除非有理不能取胜，因此作了《武纪》。
养成习惯就视为平常，不能不谨慎，因此作了《铨法》。
涉及车马、服饰的规矩，明确了就不得随便超越，因此作了《器服》。

不过在以前都是你争我抢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起码我个人觉得而是这样的！

居二年（姬发），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说白了，就是落后就要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