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是什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选官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采取什么制度~

九品中正制
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于黄初元年 (220年)由命其制定的制度。
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它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其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
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
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流亡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记年藉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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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制是魏晋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依据门第出身决定能否当官的制度，优点在于稳定统治阶级，缺点在于加深了对底层人民的压迫，限制了底层人民的发展。
在这种制度下，世家大族子弟依靠门第即可步入仕途，所以他们往往不注重提高才能，而真正有才学但出身低微的人，很难在中央和地方出任高官。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依靠门第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
中正官员多出身世族，在评选人才时，不免徇私舞弊，官官相护，往往只间门第，不论才德。 中正官员多出身世族，在评选人才时，不免徇私舞弊，官官相护，往往只间门第，不论才德。
由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占尽优势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社会阶级的界限牢不可破，门弟制度更日益森严。
由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占尽优势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社会阶级的界限牢不可破，门弟制度更日益森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出身。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与要求参与政治的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如何选官的问题上斗争激烈。曹操死后，曹丕在采纳陈群的创议后，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选官制度。但当时察举尚未完全废除。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
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初，确实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同时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首先，选拔人才的中正官多由二品官吏担任，而被选拔的人才也多出自二品以上的大族，同时他们也往往出任高级官吏。久而久之，官吏的选拔权就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最终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沿用了汉代的选官制度，以察举、辟署、征召为主，辅之以任子等其他形式，并以九品中正制为选官之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孝廉、秀才，须经朝廷考试。孝廉试经;秀才试策。有时地方也考试孝廉、秀才，但不作为定制。主要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

　　曹魏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张角发动和领导的黄巾起义，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些躲过革命风暴的士族地主，陆续向魏、蜀、吴三个鼎立的割据政权靠拢，寻找安身立命之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做丞相之后，为了延揽“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当时遭到东曹掾何夔的非议，他认为“自今用人，必先捡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反映出士族想控制选官的要求。曹丕即位后，陈群提出九品官人法。《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的话：

　　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

　　又《通典·选举》说：

　　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方错杂，详覈无所。延康元年 (公元220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迁。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低。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

　　初立中正时，郡中正由各郡长官推选。《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吉茂传》说：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

　　中正应以现任官兼，凡致仕官员一律不得受命。中正的主要任务是品评人物，分人物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 (称为九品)，按品推荐给朝廷。《通典·选举》注说：

　　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於本土。欲征源流，遽推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皆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以吏部不能审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戾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中正品第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晋书·石季龙载记》载季龙下书说：

　　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搢绅之清律，人才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

　　可知自魏至晋都还是以三年一次的调整品第为常例。

　　中正品第人物时，用黄纸写定，藏於司徒府，以备选举时参考。这种定品的黄纸，很可能就是后来黄籍的前身，九品中正创立时，尽管有将选举权收归中央的企图，但事实上却加重了大族在地方上的威权，从而巩固了门阀的统治。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实际上是对世族地主的让步，使他们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曹丕采用这个办法是为了争取世族地主对自己代汉的支持，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政府(吏部)选择官吏的一般原则是参照州郡大小中正所定的品级，定上品(指一、二、三品。西晋以后，降三品于中)的人为高官，定下品的人任低官。这里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九品中正”的“九品”，和官吏分“九品”不是一回事。例如县令中品秩最高的是六品，但担任县令的人往往是从中正品级中的第三、四品中选择。中正的品第虽然不一定是官吏的品秩，但也并不是一种褒贬虚名，而是和入仕做官有密切的关系，官位必须和品第相符，降品就等于降官。

　　西蜀承两汉旧制，选贤任能，不重门阀。《三国志·诸葛亮传》说：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以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从诸葛亮这段表文可看出刘备用人标准是重品行、重才能，倾听臣僚的意见，从实践中考察，选拔有专长的人才的。只要有治国之能，不论出身和地位，均破格录用。所以诸葛亮才能从“布衣”而成为蜀国的丞相。

　　吴大帝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孙权下诏以四科取士。《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说：

　　权正月诏曰：郎吏者，宿舍之臣，古之命士也。闻者所用，颇非其人，自今选三署，皆以四科，不得以虚词相饰。

　　编辑本段两晋的选官制

　　两晋选举常科，仍依曹魏之九品中正制，《通典·选举》说：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

　　这一时期，世家豪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在中央做官的，多是世家豪族;作各州、郡大小中正的，大多也是世家豪族。所以，大小中正品第人物，只重门阀，不论才智，全凭个人的好恶，对政府完全不负责任。《晋书·刘毅传》记载，刘毅上疏论九品中正之弊有八损，其一说：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贿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於身，必见割夺;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其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刘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九品中正制“实为乱源”。他所谈的虽是晋时的情况，但积习始於曹魏。虽然《晋书·挚虞传》谈到挚虞“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但吏部选用官吏之后，如果发现其人行为与品状不符，却从来没有以此谴责中正的;即使有，也“诏原之”。这就使得州郡中正更加为所欲为了。

　　《晋书·段灼传》载段灼陈五事疏说：

　　今台阁选择，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当时反对这种制度的人，都承认它是为权门世族服务的。当时充任中正者，自己必须是二品;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是世族。这样世族自然把持了选举权。《太平御览》卷265引傅畅《自叙》说：

　　时请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为扬州都令(疑当作都正)，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故至于上品，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

　　傅氏是北地泥阳人，疑不得为扬州都正，或当是秦州之误。傅畅祖孙、父子、兄弟都充任本州中正，实际就等於世袭。这可证明世家豪族独占了选举机构。他们所品定的人物，自然要以门阀为先了。傅畅自云以“宿年为先”，这只是在上品之中定先后次序而已。所谓乡里评定，本重道德的规定，在西晋时期已成为不重要的条文了，只有在降品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一点。

　　西晋时期反对中正制的人很多，一方面表示世族业已控制了选举，而司马氏的政权既以世族为中心，自然不能反对这种制度或阻止这种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制度事实上已为门阀所利用，以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东晋以后，门阀的形式已经凝固了，士庶以血缘区别的理论业已建立，所以，反对 者也越来越少了。

　　东晋沿两汉旧制，察举孝廉秀才，初期征召试用，以示慰勉。后则诏定考试，并规定了严格的赏罚制度，若不中科者，除本人受到禁锢外，所在州郡官员也要受到惩处。故贡士多规避不就。 《通考·选举考》说：

　　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试策，到即除署，既经略初定，乃诏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后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大兴三年 (公元320年)，尚书孔坦，议请普延五岁，许其讲习。乃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编辑本段南朝的选官制

　　刘宋的察举制

　　南朝刘宋，沿袭东晋旧制，进行察举。为了消除积弊，试策更为严格，有时皇帝亲临主持，得选官员，有年龄限制，任官期限，也有所规定，《通典·选举》说：

　　宋制：丹阳，吴会，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余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试策，天子或亲临之。及公卿所举，皆属於吏部，叙才铨用。凡举得失，各有赏罚，失者其人加禁锢，年月多少，随部议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年)而代，刺史或十余年。及李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而满。

　　到刘宋末年，认为治民之官，六年过久，再改为三年一任，称“小满”。

　　南齐的选官制

　　南齐举士考试，定五问以策秀才。选官也限年岁，并有甲族，后门(寒门)之分。《通考·选举考》说：

　　齐尚书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

　　又说：齐因袭宋代限年之制，然而乡举里选，不覈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三十试史。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

　　萧梁的选官制

　　萧梁初年，未设中正官。入仕年龄也有限制，但若资质超人，则不限年次，后又委置专职官员搜荐，渐渐消灭了贵族与寒门的界限。《通考·选举考》说：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甘罗)、颜(颜渊)，勿限年次。至 (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 (公元526年)，诏凡州举二人，大郡一人。

　　至梁敬帝太平二年 (公元557年)，诏诸州各设中正，依旧例察举，一切才士必须经州中正签押送上，政府再依其品制，量授官职。这时，门阀制度业已凝固，九品中正制所起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士庶之间的区别已成为无可怀疑的法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九品升降倒显得不很重要了，因为士族进身已不必关心中正给他们的品第如何，问题只在于自己的血统。防止士庶混淆的最好办法是辨别族姓，而企图享受特权的，也只有假造谱谍。中正品第无足轻重，他们的“押上”只是例行公事而已，九品中正制到此已不是士族专政的必需工具了。这一制度沿用至隋代便被废除。

　　南陈的选官制

　　南陈采用了萧梁的限年入仕制，但又制定了许多例外条文。其授官的程序甚为繁复，以示庄重。《通典·选举》说：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未壮而仕。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举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版，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

　　另一种是由皇帝发诏征召的，先把被征召者交付诏局，由诏局草拟奏章上闻，皇帝敕可后，经门下省付外施行。拜官的时间均在午后。

　　编辑本段北朝的选官制

　　北魏的选士

　　北魏选士，初置中正，兼用考试。后来废除中正，而要当官的，必须找到现任官员作为担保。《通考·选举考》说：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覈之权，而选叙颓紊，至正始元年 (公元504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担保，无人担保者，夺官还役。

　　对于武人，则不甚重视，魏孝文帝时，征西大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让他们进入清品。这一建议引起了武夫的愤怒，羽林虎贲会集一千余人，把张彝的房子烧掉，并把他父子通通杀掉。张彝死后，灵太后才准武夫可以依资入选。孝庄帝时，规定凡县令、郡守、刺史能推荐出才德、文艺、政事兼备的人材，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并规定地方官员任职年限：郡守，县令，六年一任;离任六年后再叙用。

　　北齐的选举制

　　北齐沿袭后魏的选举制度，也立中正官，但尤其重视考课之法。《通考·选举考》说：

　　北齐选举，多沿后魏之制，凡州县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廉郎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呼起立席后，书有监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即佩刀)。

　　武平中(公元570-576年)，齐后主(温公)左右多为佞幸之臣，后主即赐他们卖官。上自州郡，下至乡官，均标价出卖。买官者多由皇帝直接降旨授予，所以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的现象。自此之后，州郡选用属官的权力逐渐移到朝廷。这就使得地方吏员无法精细选用。

　　后周的选举制

　　后周采纳苏绰的建议，破除讲门阀，摆资历的风气，广收遗逸贤达，对选举法进行了革新。《通考·选举考》说：

　　后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干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宣帝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又诏令各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各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每年荐举1人。并规定各州僚佐，可由刺史自行署置，而各府首官则由朝廷统一任命。

九品中正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