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运用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怎样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

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1.促成了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统治地位的确立。
2.加速了儒家思想内涵的丰富及其与其他学术思想的融合。如程朱理学，就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
3.促使儒家本身民本意识的削弱，而更加注重其政治属性，更加侧重于为统治阶层服务。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1、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一个在汉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开启了汉代禁锢人们思想的传统，而且也对于黄老之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含义就是大力发展儒学和孔子学说而贬低其他学派的学说，对于其他学派的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2、巩固了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
汉武帝在采纳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整个汉代的大一统趋势大大加强，不仅思想文化得到统一，就连社会生活方面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开始呈现出统一趋势，为汉代统治基础的奠定打牢基础。
儒家经典系统保存了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宗法观念的思想资料。经历秦汉之际思想学术的大融合，儒家学者又根据井田制废除，私有经济产生，宗族解体为家族，以及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确立等新情况，对古老的宗法制度进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设计了一套以个体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宗法制度，这一加工改造体现在汉初儒师的 造礼 活动之中。董仲舒继之又明确提出了三纲 、 五常 之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

3、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这一政策几乎为以后各代统治者所遵奉，长达两千年之久，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4、负面影响。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措，虽然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⑴积极影响：在当时有特定的历史背景，
有利于加强思想控制，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维护统治
（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维护秦朝统一，
防止旧势力复辟）
。
⑵消极影响：
春秋末期以来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受了致命的打击，
是对先秦思想文化成就的粗暴否定，
钳
制了思想，
摧残了文化，
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文化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庸，
阻碍了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文化氛围由生动活泼转为死气沉沉，儒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低潮。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是中学课本都有的历史事实，中国理论界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然而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他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初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汉武帝以后的整个中国思想史不合。因此，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这一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赞同和反对声一直不断。　　为什么会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与董仲舒连在一起呢？主要由于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因此，董仲舒长期以来因“独尊儒术”成为儒家元老，也因此一度而成为罪魁。那么，董仲舒该不该为这一思想的提出负责呢？关键在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哪一年提出。　　据《 汉书? 武帝本纪》 记载：“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承相缩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这就是说，在建元元年（前140 ）就已经有了“罢黜百家”之说。在元光元年（前134 ）岁首《孝武本纪》记载，“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又在五月记载了汉武帝诏贤良对策的事，“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如果董仲舒在元光元年刚刚被举孝廉并参加对策，那么，他就不是“罢黜百家”的创始人了。　　反对者认为，历史上宣传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指的是从武帝元年开始到武帝六年截止的几次大的思想斗争或学术斗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后来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初期有儒家学者两次大的思想斗争：一是罢“申商韩苏张”之言，其中心人物是丞相卫绾；二是“议立明堂”，其参加者有赵绾、王臧、申公、窦婴、田蚡，反对者是窦太皇太后。第一次进行得较顺利，第二次则遭受了惨重的失败。王、赵被杀，申、窦、田免官。不过，经过这番较量，儒学反更深入人心了。《史记?儒林列传》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晚于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而且根本就没参与武帝六年以前的所有尊儒活动。因此，不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后才出的董仲舒，董仲舒只是“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时所延的一个儒者。　　既然汉武帝从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这一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绝口未提此事，他自始自终认为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董仲舒传》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大一统